罗随祖：物以载道

　　与一般白手起家的收藏者不同，罗随祖的藏品多半算家藏，虽不多但是却精，在市场上很难看到这样的藏品，包括古籍、古印玺、古玉、青铜器、敦煌经卷、书画、清大库档案等。

商代骨质翁仲

罗随祖罗振玉嫡孙，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青铜器、古代玺印专家，西泠印社社员。

　　与一般白手起家的收藏者不同，罗随祖的藏品多半算家藏，虽不多但是却精，在市场上很难看到这样的藏品，包括古籍、古印玺、古玉、青铜器、敦煌经卷、书画、清大库档案等。谈及收藏，罗随祖自嘲说，“名家后代之收藏的特点就是越藏越少”。这些物件中的一些却是经历过罗家三代人之手的流转的。

　　罗家祖孙三代都与紫禁城有着深厚渊源。罗随祖的祖父是一代大学者罗振玉，敦煌学的奠基人，甲骨学的创始人，西域竹简的发现者，清末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专事鉴定清宫内的青铜藏器。罗随祖的父亲是有“故宫四老”之誉的文物学家罗福颐，1957年入故宫，服务近30年；罗随祖是青铜器、古代玺印等方面专家，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也达30余年。

　　罗振玉1940年去世，罗随祖1952年出生，祖父的盛名一直如影随形，但祖孙却从未谋面。“家里很多地方留有祖父的痕迹，比如字，一些物件。”罗随祖说，“小时候父亲很少提祖父，因为那个时代对我祖父有误解，父亲是避讳谈他的。对祖父的印象多半来自后来的了解。”

　　“我祖父曾被溥仪招到宫廷鉴定文物，所以他认为自己是清廷旧臣，要效仿古风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不吃民国俸禄。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他做国学门，到学校主持考古，他婉拒了，但是又回了一封长信，信中论述怎么建立国学，怎么建立博物馆、图书馆和研究所，提出要把文物分为57个门类，实际上是给民国规划出国学如何发展。”

汉代青铜羽人跨凤鸟形器座

丁云鹏画佛像图卷(局部)

清代乾隆内府造圆形赏砚

西汉龟钮“杨子功”铜套印

　

战国青铜贝叶纹马衔环具

　　“我从小是在其乐融融的学术氛围下长大，眼见的是古书、古器物，耳闻是甲骨学、金石学的学问，家中高朋满座都是讨论甲骨、青铜、辨伪。”在罗随祖5岁时，全家住在故宫的宿舍，有6间，其中2间房子用来藏书，1间做书房，其他3间做日常生活用。书房中间摆着一张大案，两边可坐人。罗随祖记得小时候无论早上起来或晚上睡觉前，都看见父亲坐在那里，伏案工作。

　　“父亲所有生活上的事都不过问，一心一意做学问，连去单位食堂换饭票，都是由母亲包好所需钱粮票，让父亲交给打饭的人，以至于‘文革’被批斗时，最大的落实罪状竟然是不认识粮票。” 罗随祖说。

　　罗家祖辈在集藏这些古籍、文物时，从来不是把它们作为单纯的收藏品，而是学术研究的样品。比如祖父罗振玉做研究需要查书，就自己买书，建立起一个私人图书馆；自己买古代文物，建立一个博物馆，他自己则是研究所。

　　罗振玉曾在旅顺定居十几年，当年罗家从天津搬家到旅顺，随行有300多箱书籍和文物，在旅顺建立了集研究出版的大云书库，后来旅顺图书馆收藏了大云书库的书籍，旅顺博物馆收藏了大云书库的器物。

　　“祖父的好东西都捐掉了，留下不多点的东西，他把自己的学术一分为二，分给他最钟爱的小儿子(我父亲罗福颐)和长孙(我的堂哥罗继祖)。我堂兄从小喜欢艺文类，祖父把艺术鉴赏、诗词部分给了罗继祖，把甲骨、金文、考据、金石学给了我父亲。”

　　父亲的毕生集藏，则在“文革”抄家中受到重创。“抄家抄了两天半，拉走的是八卡车东西，取回来只有七八平板车的东西。”从取回来的东西中，罗福颐又拣出好的古籍和文物总计200余件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上世纪90年代，父亲重病期间，将藏品一一做了嘱托。罗随祖喜欢治印，父亲便把印章类书籍和100多方藏印留给了他，罗随祖的姐姐从事历史研究，父亲便把青铜器类书籍留给她，再每个子女分一方砚台作为纪念。

　　“父亲临终前交代，要把一件清宫旧藏的元代大书法家顾信的楷书写经捐给故宫博物院。他觉得只有将重要的文物捐献给国家，才更能够妥善的保存。”

　　父亲去世后，罗随祖整理父亲遗物，又发现旧纸包着的一包包东西，包括遗稿、一些小物件。“父亲认为这些不重要，家藏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经没有了。于是我每天晚上收拾一点，慢慢全部整理出来。”后来全家达成一致，因为祖父罗振玉的文物多在旅顺，所以罗家又将跟祖父相关的部分藏品捐给了旅顺博物馆。

　　从祖父的300个箱子到父亲的三卡车，到而今留在罗随祖手中的可能不及原来百分之一，因而才有了罗随祖“越藏越少”的自嘲，然而罗家一次次将藏品捐献出去，化私藏为公藏，却是值得人们敬佩的。

　　现在还留在罗随祖手中的藏品，多半都有些特殊的意义，比如一件明代丁云鹏《工笔重彩千手观音像》，那是罗随祖的外祖父商衍瀛(光绪进士)给女儿的随嫁品；再比如父亲留给他的100多方印章，每一方都是印章研究的样品……这些物件既是家族过去的记忆，也是长辈治学传家的一种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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