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艺术有一种催眠性的魅力

　　近日，“随心而行：肖恩·斯库利艺术展，1964-2014 伦敦|纽约”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览由原英国ICA当代艺术协会总监菲利普·多德策展，是肖恩·斯库利大型回顾展中国巡展的第二站。本文为策展人菲利普·多德与肖恩·斯库利的对谈摘要。

　　菲利普·多德：你为什么需要抽象艺术？不是为什么世界需要它，而是为什么你需要它？

　　肖恩·斯库利：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我是可以创作具象艺术作品的，而且已经创作了很多美丽的素描和油画作品。但是我觉得抽象艺术有一种催眠性的魅力，它让我觉得没有包袱。我创作的是一种奇怪的抽象艺术，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隐喻的人，我离不开这个物质性和个性化的社会。我的抽象性更像新表现主义的绘画作品，但是，新表现主义的作品是来自极简主义的。每次创作一个新的绘画作品就像越狱一样，我热爱这种自由感。

　　菲利普·多德：你曾经跟我说过，当你看到一些德国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时，给你一种自在舒服的感觉，是因为作品的严谨性吗？

　　肖恩·斯库利：毫无疑问，德国艺术所带有的那种严谨、宏阔与开放，让我更加了解自己。德国和德国艺术有种非同寻常的开放性，这可能与德国的历史有关。回顾我早期的绘画作品，尤其是70年代初的那些作品，摆脱了我早期生活和具象绘画的禁锢。我喜欢那时创作的很多网格式的绘画作品。现在回想起来，我本来应该坚持继续发展这种网格绘画，而不是为了追求极简主义而放弃它们。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以具象绘画形式创作开始之后，在这些网格绘画中仍然有一种具象感：它们是城市的具象写生，但是，在后来的极简主义作品中，我放弃了这种肖像感。而且，我喜欢用胶带创作这些极简主义的作品——用遮蔽胶带创作，其中主要是为了让颜料更有条纹感，时而平坦，时而突起。对我来说，从用胶带机械式的创作，回归到自由写意绘画是一场艰难的战斗。回想起来，我本来应当徒手创作这些梦幻般的横条纹绘画作品。

　　我现在又开始创作这样的作品。在创作的时候我是非常简单而且直接了当的，这也是我最大的资本。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曾经试图将抽象性从极简主义带来的混杂中分离出来，带有一种荒野性。我希望创作是为了某个缘由而来，让大家感受它们的意义所在。

　　菲利普·多德：想到自己的创作会让人们不再迷信美国的抽象主义和极简主义，是不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

　　肖恩·斯库利：对，我知道我在推倒监狱围墙的禁锢。当我创作了像《后与前》系列的绘画作品后，引发了大量激烈的争论。这种打破绘画创作纯粹性的想法，并赋予它们关联性的命名——这是对圣物的一种亵渎，因为抽象绘画正是以其‘非指涉性’引以为傲的。当然，也正是由于这种非指涉性，让人对它没有任何感觉，没有任何意义。我开始热爱这种杂质感，我喜欢这种非纯粹性。另外一种与其相异的是美丽、纯粹与流畅感。

　　菲利普·多德：你提到关联性的命名法。你开始引用约瑟夫·康拉德，塞缪尔·贝克特等许多作家的话。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让文学走入了你的艺术之中？

　　肖恩·斯库利：我与书籍一直有一种很奇特的关系。我是爱尔兰人，来自一个充满文学气息的国度。即使是在农场里，大家也看书，谈吐不凡，出口成章。这是融入在每个人血液之中的。但是，直到16岁我才读了我的第一本书，当然这绝对是性格的真照——我读的是狄更斯的《双城记》，我被英雄人物和他们的自我牺牲所吸引！

　　菲利普·多德：对你来说，归属感永远是一种复杂的概念：在英国的爱尔兰人、在美国的英国人、在美国的欧洲画家。你是刻意要与众不同，还是偶然所致？

　　肖恩·斯库利：我是被迫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房子有种不同寻常的关系。我花了近50年的时间才放弃了想要一栋带窗帘和花园的房子的想法，这其实代表了一种稳定性。你知道，我总是不合主流，是一个移民。而一个移民的身份却让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正是因为有这种曲折复杂的丰富经历来做参照，我的痛苦与悲伤已经逐渐成为我的优势——正如你所知，我们去中国时，我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