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中国瓷器的远洋贸易

　　袁泉

　　17世纪始，欧洲各国纷纷在东方建立商贸公司，以荷兰和英国先后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最有代表性。这些商贸公司具有亦官亦民的性质，往往以列强在中国代表的身份出现，相对集中地开展远洋商贸活动。在这种经济格局中，中国开始大批量接受西方订货。以此为契机，中国陶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流入西方市场，涌现了大批各具特色的外销瓷品种。

　　远帆竞至：东印度公司的陶瓷贸易

　　1602年，荷兰人为保护其在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利益、支持本国与西班牙争夺东方领地和海上霸权的战争，创立了联合东印度公司，后更名为荷属东印度公司，建立起横跨远东、印度洋、太平洋直至欧洲的强大商业王国，垄断了几乎整个17世纪印度洋上的贸易活动。17世纪末开始，随着荷兰海上霸权的衰落，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也逐渐日薄西山。1799年，荷兰在印度洋贸易的统治时代最终落幕。继之而起称雄全球远洋贸易的，是后来居上的英属东印度公司。1715年，英国商馆在广州正式设立，英属东印度公司亦专门成立了驻广州办事处特别委员会，负责英中贸易与外交事宜。此后100余年，英国以广州为口岸，同大清帝国进行了规模空前的陶瓷、丝绸及茶叶贸易，逐渐成为最大的对华贸易国。

　　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17世纪经由荷属东印度公司贩运到欧洲的中国陶瓷累计共达1600万件；而仅仅在1780年，英国就向中国订购瓷器80万件。17-18世纪全球贸易下中国瓷器洪水般地输往欧洲，这一史实不仅记录在冰冷档案数字中，更通过陶瓷贸易线上的沉船遗迹，无声却生动地诉说着当年远帆竟至的盛况。

　　迄今为止打捞出水的明末清初远洋沉船，有来自中国福建平潭海域“碗礁一号”、“碗礁二号”，也有东南亚海域的历史钩沉，如发现于越南海域的头顿沉船、新加坡海峡的“海尔德马尔森”号和爪哇海的“泰兴号”，更不乏非洲海岸线和大西洋海域的商船遗迹，如南非海岸沉没的“圣康卡罗号”和大荷兰港口失事的“哥德堡号”。这些出水瓷器和沉船遗迹如珍珠点点，串联起明清之际中国与东南亚、欧罗巴地区间漫长而繁荣的陶瓷贸易通路。

　　这一时期的远洋贸易以瓷器为重要船货，广州是重要的海上对外贸易口岸，随着 “一口通商”时代的到来，粤海关更成为清代对外贸易的中心。

　　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的崛起

　　街市上往来着东西方各国商旅，珠江水面上大小货船穿梭不息；瓷器、茶叶与丝绸源源不断地从商行仓库打包装货，运往在黄埔港上等候的远洋商船；珠江江畔幢幢排列整齐的建筑，是中外客商们交易、夜宿、集货之地；气派非凡的商馆广场上，大清帝国“钦命粤海关”的旗帜周围飘扬着大英帝国、丹麦、法兰西、瑞典、荷兰的国旗：这就是清代的帝国商行——广州十三行的盛景。

　　清政府在结束了海禁政策之后，出于既要对外通商又要约束外商贸易的考虑，于广州指定专营“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的“牙商”开设行店，进行垄断贸易，“十三行”自此登上历史舞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中国的对外贸易集中在广州进行，其“一口通商”的地位一直延续到1840年****战争爆发。自此，经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广州成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对外贸易的中心。广州一口通商和十三行制度，在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下开辟出一片通商贸易的广阔天地，成为清代前期的贸易“特区”；不仅促进了瓷器等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也将中西陶瓷贸易推向一个崭新阶段。

　　作为在华洋人的集中聚居地，商业交流和文化碰撞统使十三行街区成为工艺美术制造业的天堂。商行工匠通过欧洲绘画、磨花玻璃、珐琅彩等艺术品和工艺品，汲取了广阔的创作灵感，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结合，形成了众多中西合璧的地域性工艺门类；著名的“广彩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广彩之外，17-18世纪间“中西融汇”的外销瓷产品，展示出丰富的文化面貌。

　　中西合璧：外销瓷器的发展与繁荣

　　清代一口通商之后，大量欧洲人到中国定购瓷器，他们一方面欣赏中国陶瓷传统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也按照本国的文化风俗和审美好尚对外销产品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带来木样、纸样以及陶器样品作为外销瓷生产的参照样本。这些西方器用所反映的域外风尚，改变了中国外销陶瓷的产品结构、釉彩调色和形纹装饰，不仅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风格，也成为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独特介质。

　　西方风格瓷器的批量定烧，使中国外销贸易瓷从17世纪开始进入一个“融汇中西”的新阶段。这些远洋贸易瓷既涵括了丰富的中国元素，激发出西方世界对神秘东方的无尽想象，又体现出欧洲社会的审美意趣和社会好尚，是典型的中西文化合璧之作，堪称一柄折射东西文化的双面镜。瓷器装饰主题在中国传统的花鸟、瑞兽及人物图案外，还常见徽章、外国文字、罗盘、园林水法及西洋风景画；瓷器造形也引入了西方生活中习见的花浇、水罐和杯壶。

　　在广阔海外市场的催育下，一批中西荟萃、风格独特的外销瓷器品种应运而生，广彩瓷、克拉克瓷和纹章瓷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广彩瓷借助广州“帝国商行”的地利之便，充分迎合西方华丽明艳的审美传统，以“绚彩华丽，金碧辉煌”的艺术风格在外销瓷中独树一帜，有“白色的黄金”之誉；盛销欧亚的克拉克青花瓷则呈现出层次丰富而又主次分明的装饰风格，在钴蓝彩绘的妙笔下，绽放出蓝与白独具魅力的视觉艺术；而装饰着家族、军团、都市、公司、团体等特殊标志的纹章瓷，则成为西方社会彰显身份和纪念荣耀的精美艺术品。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