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及其旧藏文献：漏长堪夜读频理旧残书

　　不是无心出岫云 

　　胡绳一生爱购书、收书，但并不是为藏书而买书。他反对“古董家式”的搜集图书，也不谈什么珍稀版本。他认为买书、藏书旨为多闻阙疑，离经辨志。“古董家式”的收集讲究的是版本。一旦讲究版本，对于版本价值过高的本子，必然会秘不示人，束之高阁。收藏对自己无用或是连自己都舍不得使用的孤本秘笈，本身也是浪费的。胡绳以“藏以致用”，作为自己书刊入藏及选购的原则。

　　胡绳认为，精校本大多是悉心校勘，犹如“佛手除尘，旨在脱谬”。而那些不事校雠的书籍，或是不慎征引了伪托造假之书，却似“鸡毛掸子刷尘，一面扫一面生”，既可笑，又误人。

　　在写本与刻本，官本与私本，真本与异本，内容与形式的取舍时，胡绳反对收藏中的迷信和盲从，对图书内容的完整性颇为重视。他认为，古人收藏古本，发展到后来甚至不惜作假，以新充旧，冒充善本，妄伪乱真。因此，不能盲目认为善本必然是古本、旧本，当以文势义理为准。

　　虽说胡绳萦牵于内容详细、可靠的本子，但这并不表明他无一点尚古之意。胡绳推崇古本、旧本、写本的收集，是从文献的版本内容方面来考虑的，有些文献即使有脱谬，因为是古本，有独特的证衍价值，也是不可多得，故“以其旧物而尤惜之”。胡绳好金石拓本也是缘于这种观点。如他对黄庭坚(字鲁直、自号峪道人)、苏轼的书法颇为钟爱，其锐意访寻山谷、东坡法书拓件近40片。胡绳虽然没有像欧阳修著《集古录》般，考书传诸家同异，订其得失，进而形成著述，可这些旧藏拓本，胡绳或注记，或另纸题跋，或随手圈注之处也近万字。可见，胡绳收藏金石片子一方面是供研究时所需，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把玩和欣赏书法的需要。

　　襄水岘山俱旧情

　　1995年4月，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胡绳第3次莅临湖北襄樊(现名襄阳市)时，毅然决定将自己珍藏的图书分批捐赠给襄樊市图书馆(现襄阳市图书馆，下同)，用以充实馆藏。1996年4月，他专程从北京护送部分书刊资料如期来到襄阳，视察了市政府拨专款设立的胡绳藏书馆。

　　在藏书馆，他说：“这些书在襄樊(襄阳)，就好像为自己心爱的‘女儿’找寻到满意的‘婆家’。”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手不释卷的藏书家，一位年近八旬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人，将自己一生爱书、读书、写书的生涯，就这样言简意赅、轻轻地告诉了襄阳人。

　　旧时藏书家不仅具有强烈的占有欲，而且常常发展成为独家占有。所表现出的是“藏之密室，秘不示人”，而且希图子孙代代相袭。与之相比较，胡绳对于藏书不仅是捐赠，而且要广为流通，要发挥藏书的作用。

　　在藏书馆，他一边查看借阅记录，询问读者查阅资料情况，一边嘱托道：读者是图书馆的真正所有者，藏书不能让读者使用，也就发挥不了藏书的作用，藏书的作用不能发挥，图书馆就变成了藏书楼，这与现代图书馆这一词语所表达的内涵是相背的。

　　在处理“藏”与“用”的关系上，胡绳认为关键在于“用”，在于提高馆藏文献的流通率。图书馆应确立“书是为了用”的理念，并贯穿于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全过程。

　　我国图书馆工作是在借鉴西方图书馆建设的经验和扬弃古代藏书楼形式的基础上混合而成的。对于图书馆“藏”与“用”的争论，从表面上看只不过是一项图书馆管理的理论话题，但深层面上反映的是，图书馆那割舍不下的藏书楼情怀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对读者权利的漠视。

　　石案犹存叙趣书

　　胡绳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过程，也是其藏经纳典、含英咀华的过程。1996年4月，他谈及藏书历程之艰辛时说：“我的藏书是三起三落，第一次是抗战前的书，由于抗战散失了不少，保存到现在仅剩下部分；第二次是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在重庆、香港等地积累了一些书，但由于工作需要，住址不安定，辗转各地，也丢失了不少；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生活安定了，积累了一些书，虽然‘文革’时期损失了一部分，但大部分保存下来了。”

　　在这些保存下来的书籍中，著者在书册上钤印或签名，并由胡绳用了藏书印鉴或注记的约占整个藏书的10%，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签名本反映了著者与胡绳非同一般的宿缘；胡绳加盖藏书印，表明了他对此作的心仪。

　　另外，由于胡绳一览成诵、涉历众书的雅趣，和他繁征博引、操翰成章的鲜明写作特色，其充箱盈架的藏书里，蕴聚的人文信息也是很丰富的。特别是一些旧藏，承传清晰，注释精确，或可考证书之渊源，或可解析版本价值，如溥儒藏印、程瑶田观款、张伯英跋语、郑元佑注解、陆心源题签等。有关近代史的大量图片、名人手迹等，一般人也是恐难轻易拾得半瓣落英。再有毛泽东圈阅过的两本书更是弥足珍贵，非一般的藏家可聚。

　　综观胡绳20000余册(件)的旧藏文献，其分类为：哲学、宗教705种；政治、法律1717种；军事50种；经济975种；语言文学、教育科学类499种；历史人物传记类2458种；地理568种；各类参考、检索工具书、丛书、年鉴、全书1408种；古籍、图册2403种。

　　胡绳，这位毕生钟情于写作与阅读的学者，晚年在病榻上仍矜眷着所属余藏，不忘捐赠于襄阳之约。其旷达之胸怀，堪为后世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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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收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