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书房家具之床与榻：承载风雅与斯文

　　床外说床

　　一、具有“流动”气质的胡床

　　北齐杨子华《校书图》中，右侧绘有一人坐于“胡床”之上执笔批校文字。胡床也叫“交杌”，即现在常见的“小马扎”，如有靠背，则称为“交椅”。这种样式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胡床是由游牧民族传到中原的一种坐具，可以轻易合起，方便携带。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累了就支起胡床休息。胡床座面较窄，人平坐的高度基本固定，一般在膝盖上下。这种交叉结构的胡床要想获得较富裕的前后宽度有两种方式，要么降低整体高度，要么延长交叉腿足的长度，可腿足太长会使收拢后体积增大不便携带。

　　敦煌257窟北魏壁画上画有一张可容纳两个人并排而坐的“双人连坐交脚胡床”，也只是顺左右向延长，前后宽度还是与单人马扎一样。王世襄先生在其《山西民间家具三种》一文中谈到的三座长交椅，其样式就与敦煌壁画中双人连坐交脚胡床一脉相承。

　　大床和胡床源自于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透露出的风格与气度也因此全然不同。胡床是一种临时坐具，具有游牧民族流动、时刻等待出行的气质。传入中原之后，胡床被改造成带靠背和扶手的交椅，同样为出行所用，这正是两种相异的坐具文化理念相互碰撞产生的结果。中原本就存在的大床则有着另一番气度，不急不躁、安然沉稳。这样的大床可以承载整个身心，其放松而随意的姿态与坐在马扎上有很大的区别，心态自然也就有所差异，可以说这样的床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和气度。

　　二、佛家不坐高广大床

　　佛家戒律中有一条“不坐高广大床”，所谓高广大床是指上述中原的大床。《阿含经》云：“床高一尺六寸，非高也；阔四尺，非广也；长八尺，非大也。但过此量者，名高广大床，不宜坐也。”明代高僧藕益大师的《沙弥十戒威仪录要》称：“床足高一尺六寸，坐时脚不挂空，过此量者，即名为高。但可容身转侧，过此即名为广，即高且广，即名为大，非出家人所宜坐卧也。”出家人不坐高广大床，是因为要约束、控制自身的行为和思想，以精进修行。高广大床可随意躺倒或歪斜，导致心神放纵，不能保持精进。唯有高矮大小适当的坐具，才有利于修行，因而佛家有此戒律。

　　三、托泥，床的特殊底足

　　中原大床因为床面宽阔，可以同时坐几个人，承受重量较大，若设四只单足，只有四个着力点，足之间的床板容易向下弯曲塌陷，四足也易陷入地面。因此，足的样式需要经过特别设计，使用四段略窄的木板同时着地，形成一个与床面平行的面，以此为足。这种样式就是后来所谓的“托泥”，许多家具都采用了此种形式的底足。

　　床的每个侧面都有壸门，越宽大的床，侧面开的壸门越多，如杨子华《校书图》中的大床，正面有四个壸门，壸门之间即为支撑。它的作用只是将重量分散到下面的托泥上，再经此分散到地面上，所以托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底足，这种结构对于大型底座的器物承重来说是非常合理的。托泥的使用还易于在地上找到合适的支点，容易放得平稳，尤其在室外，四条细腿不宜稳当，但一个平面就容易得多。大床的重量被分散到平面的许多点上，腿足承重不大，不易折断，是非常巧妙且合理的设计。

　　如果去掉足下的木板，只将中间的几个支撑作为腿足，直接承担床体重量，床的整体造型就会像多足虫一样滑稽，十分不雅。托泥使其构成一个整体，显得稳重大气，且功用具足。宋元时期这种做法虽未失传，但却出现了许多明显的错误，如一些带托泥的大床、圆凳、小型几案等，大多属于“足下安足”。也就是说，在腿足已经做好且整件器物已经很完整的情况下，额外再加上一个托泥，或者在托泥之下再添加小矮足，实为画蛇添足之举。

　　榻：长狭而卑曰榻

　　榻与床同源，但造型有所不同。汉代刘熙《释名·释床帐》中对“榻”是这样描述的：“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个中之意即榻体狭长、矮小，地位略低，整体靠近地面，有如匍匐在地的样子。材料多用竹木，间或由石头雕制，用于室外园林小景。独坐小榻称为“枰”，因其榻面小，仅能坐一人，故亦称“独坐”。

　　河南郸城出土的西汉石榻，高19厘米，长87.5厘米，宽72厘米，榻面上刻有铭文：“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从其高度、大小上判断，当属独坐小榻。另有“合榻”，就是可以同时坐两人的双人榻，也可以将两张独坐合起来并称为一个合榻。河南灵宝张湾汉墓出土的陶榻，即为双人榻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