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文房用具：文人品位极尽工巧

　　二、清代宫廷御用墨(图9～12)

　　清代宫廷造办处设有“墨作”(作坊)，专门负责御用黑墨和朱墨的制作。“墨作”自康熙年间建立至清代晚期一直沿袭制作，所制御墨均形成“内廷恭造之式”，以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所制之墨最具特点，如以内廷书斋命名的墨品，或仿古集锦墨等，装潢考究，极具皇家品位。墨品均署“御墨”字样或制作年款，其在造型、装饰等方面呈现出宫廷独特的风格。

　　(一) 内廷御墨

　　1. 以内廷书斋命名的墨品。清康熙时期以内廷书斋命名的墨品，成为内廷御墨的重要特点之一。如以“佩文斋”命名的墨品即有佩文斋藏墨、佩文斋珍藏墨、佩文斋临古墨、佩文斋法墨；还有以“渊鉴斋”命名的墨品，如渊鉴斋墨、渊鉴斋法墨、渊鉴斋摹古宝墨、渊鉴斋评选古文藏墨、渊鉴斋清赏墨等。这些墨品均署“御墨”字样，且形式各异。以书斋命名于墨，极具文人雅趣。“佩文斋”是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的起居处兼书房，也是该园诸多文馆中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场所。“渊鉴斋”与佩文斋紧邻，也是畅春园内的一处重要书房，是康熙皇帝经常临幸并挥毫染翰的场所。乾隆时期内廷御墨的制作，也有一些以斋堂轩室命名的墨品，如敬胜斋珍法墨、敬胜斋珍藏墨、遂初堂藏墨、御制淳化轩墨等，各朝均承袭制作，并形成定式。这些以书斋命名的墨品极具浓郁的文化气息。

　　2. 内廷博古墨。除以内廷书斋命名于墨品外，内廷“墨作”还制作有大量的博古集锦墨，墨品的形制不局限于单锭墨，而是以多种形式组合的套墨、博古集锦墨。如乾隆时期所制各式博古墨品，有仿古式、仿康熙朝墨式等，有以造型命名的墨品，也有以纹饰命名的墨品等，多达数十种。如乾隆四十年重装所制博古墨，以40种墨式组合而成，分别为螭佩、玉彘(zhì)、青圭、昭文、国宝、七香图、鱼佩、艳友、春华秋实、仙山楼阁、天保九如、有虞十二章、内殿轻煤等等，并特制红雕漆龙纹墨匣盛装，为内廷精制御墨。这些博古墨除本色黑墨外，还制作有各式彩墨或漱金墨以及在墨品纹饰上描金或彩绘，极具皇家品位。

　　(二) 地方贡墨

　　清代内廷御用墨品，除上述内廷“墨作”所制御墨外，还有一些是按内廷样式交由杭州织造、苏州织造、江宁织造等制办，或由地方按年例进贡，每年地方官员均有例贡徽墨。如乾隆时期的《宫中进单》详尽记录了当年地方进贡墨品的情况。(见览表)

　　从上述所列各地贡墨分析，地方例贡墨品中多以“朱锭”“徽墨”共200锭为数进贡，每次进贡的墨品均为万年红朱锭和徽墨，其中徽墨有“光被四表”“太平雨露”“耕织图”墨等，至今这些贡墨仍有一部分传世。由此可见，徽墨在乾隆时期深受内廷青睐，各地方也均以徽墨进贡内廷，从而也影响和促进了徽州各派墨家的竞争发展。至今故宫博物院藏墨5万余件，其中有很多安徽巡抚进贡的黑墨和朱墨。

　　清代徽州以歙县、休宁、婺源三地制墨最负盛名，并由此形成三大制墨派系。其中汪希古、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詹方寰等世代以制墨为业，均有贡墨制作。如歙派最具代表的墨家是康熙年间曹素功“紫玉光”墨，被列为第一贡品。现今故宫博物院藏有康熙时期曹素功谨制“御制耕织图诗文”墨和汪希古恭摹“御制耕织图诗文”墨，均以康熙御制诗文为蓝本，分别摹勒于墨品，为47锭集锦墨形式。此后各朝均以御制耕织图诗墨进贡内廷，成为重要的贡墨形式。如汪近圣后代沿袭制墨，将汪氏墨品集成《鉴古斋墨薮》。其中所录乾隆朝贡墨，大部分是以乾隆御制诗文为蓝本创作墨式，墨模雕刻精细，诗书、画印均可摹勒于墨。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汪氏墨品数百件，对了解汪氏制墨种类、形制特点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休宁派制墨，多为雅俗共赏之品，装潢精致，其墨品多是集锦套墨或鉴赏墨等。代表墨家有叶玄卿、叶元英、汪次侯、吴天章、胡星聚、王丽文、胡开文等。特别是胡开文墨，墨品多至66种，如“艺林珍赏墨”“五老图墨”等均有贡墨进贡内廷。

　　婺源派墨家也有少量的贡墨制作。婺源曾是徽墨烟料的主要来源地，素有“点烟于婺源”之说，所制墨品朴实无华。故宫博物院藏有詹永新、詹方寰、詹成圭、詹从先、詹应甲、詹大有等墨家墨品数百余件，署名监制或仿古法制，应为其特制贡墨进贡内廷。

　　三、清代宫廷用纸(图13～18)

　　清代宫廷用纸来源广泛，一般是交由地方织造按宫廷式样尺度制办，还有每年各地官员的纸绢进贡，纸品种类多样。特别是乾隆时期制作有大量的仿古精制纸，均按内廷发样制作，数以万计的精制纸品源源不断地由地方运往清宫。

　　(一)内廷用纸来源

　　清代内廷用纸除由杭州织造、苏州织造、江宁织造等按内廷画样承办制作外，每年各地朝贡、岁贡、春贡、万寿贡等均有纸绢进贡，数量可观。特别是乾隆时期，每年各地进贡纸品数以万计。各地进贡的纸品也均有定数，如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漕运总督德保进贡“上用”纸绢，有“福字绢笺”“对联绢笺”“条山绢笺”“横披绢笺”各100幅，又“本色宣纸二百张，罗纹纸二百张”，仅一次进贡纸绢多达900张。另外，毁抄废纸也是交由杭州织造承办制作。

　　(二)内廷御用纸品

　　清代宫廷御用纸绢，在继承了明代制作技艺基础上有长足的进步和提高。特别是康、雍、乾时期，纸品种类丰富，制作精良。主要表现在制纸工序较明代更为繁细，如在宣纸上加入云母粉使纸张更具光泽纸的后期加工更是推陈出新，出现了许多品质优良、工艺精湛、不同质地、不同图案、不同规格、用途各异的纸品，可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

　　清代内廷常用的有大榜纸、高丽纸、油高丽纸、棉榜纸、连四纸、本纸、呈文纸、油呈文纸、西纸、台连纸等，均各自有不同的用途。除油画多用白素绢笺外，内廷用纸大致可分为御笔书画用纸、写经用纸、书籍用纸、装裱用纸、工程用纸、画样用纸、包装用纸、日常用纸等。如御笔书画用纸有各色粉蜡笺纸、洒金纸、罗文纸、宣纸、仿金粟山藏经纸、侧理纸、仿明仁殿纸、梅花玉版笺、澄心堂纸等。内廷特殊用纸，如“谕旨需用十二龙黄笺纸”“敕书应用独龙大香笺”。还有装饰贴落或糊墙用蜡花笺纸等。

　　(三)仿古精制纸品

　　乾隆时期仿古纸有多种，如仿晋侧理纸、仿宋金粟山藏经纸、有斑点藏经纸、无斑点藏经纸、仿澄心堂纸、仿明仁殿纸、仿梅花玉版笺、仿高丽纸等，均有传世纸品。如现藏仿明仁殿纸，纸面幅幅有“乾隆年仿明仁殿纸”戳记。乾隆《造办处活计档案》四十三年十月记载：“将杭州织造徴瑞，送到仿明仁殿笺纸五十张，有斑点藏经纸二百五十张，无斑点藏经纸二百五十张，宣纸一百二十四张，随做样纸一张，呈览，奉旨：仿明仁殿纸交宁寿宫、淳化轩，各十二张，懋勤殿十张。有斑点无斑点藏经纸，交宁寿宫、淳化轩，每样各交一百张。懋勤殿各五十张。其宣纸交热河五十张，宁寿宫、淳化轩，各十二张，其余三十四张，并做样纸一张，俱交懋勤殿。再传与徴瑞，此次做来藏经纸消薄，亦有道子，嗣后，抄做略厚些，不可有道子，每十张一卷，不必用纸衬垫，钦此。”记述了乾隆时期杭州织造徴瑞承办仿古纸的情况。

　　乾隆皇帝对御用纸张均有特殊要求。如仿澄心堂纸不局限于一种颜色和花纹，由最初的绿色、蓝色、粉红色三种发展为五种颜色，其中有染黄、绿、白、粉红、淡月白五色，纸面装饰花纹各异，如画金龙纹、画金折枝碎花纹、金钱菊花、流云福花纹等，均按内廷画样制作。纸幅均有“乾隆年仿澄心堂纸”印记，其印戳有牙刻或石刻之分，也是由内廷刻制。这些精制纸笺的仿制成功，体现了乾隆时期传统的造纸技术的发展和技艺的高超，在中国造纸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四、清代宫廷御用砚

　　(图19～25)

　　清代宫廷御用砚品大部分是出于内廷“砚作”，还有一些御用铜匣暖砚的制作出自内廷“铜作”或“珐琅作”。也有一些砚品是交由地方按内廷样式制作，如乾隆年仿古各式澄泥砚，均交苏州承办制作。还有少量的来自地方官员的进贡。内廷砚品的制作一般是由如意馆画师画样，御览呈准后再由内廷的砚匠照样制作。每年内廷都有大量的砚品制作。除砚作外，还专门有匣作、木作、油漆作，随砚形配盒，一件砚品做好成型以后一般还要由“刻字作”刻字或镌刻御题诗文和年款等。

　　(一)内廷御用砚

　　清代内廷“砚作”制作的御用砚品，砚石材料多来自于地方开采和进贡。如康熙年间，始以松花石为砚，因石材产自吉林松花江流域，为满洲发祥地，即“龙兴之地”，深受清代帝王的青睐，各朝均承袭制作，并形成内廷定式，成为御笔朱批或为赏赐近臣用砚。

　　据清《养吉斋丛录》记载：“松花江石也称松花玉， 绀绿色，出混同江边抵石山，清圣祖时始创为砚，四朝以来，各有妙制珍藏，滑不拒墨，涩不滞笔，允为佳品。”嘉道以后，石料的开采时禁时开，内府石料匮乏。道光以后，曾下令各地减少例贡，内廷所制砚品很少。清代晚期，砚石的制作逐渐走向衰落。同治、光绪时期，砚石开采渐少，石质也少有佳品。其制作工艺日渐式微，终不及前朝。

　　内廷“砚作”还制作有大量的各式仿古石砚，其材质有端石、歙石、紫石砚等。如仿汉石渠阁瓦砚、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仿唐八棱澄泥砚、仿宋玉兔朝元砚、仿宋天成风字砚、仿宋德寿殿犀纹砚六种砚式，分别成套制作，并镌刻御题诗文于砚及砚盒。每件砚品或配以嵌玉木盒，共装一紫檀木盒，极具宫廷特色。此外，还有相同的各式澄泥砚，是由内廷发样交苏州制作。

　　内廷御用暖砚的制作，一般出自内廷“铜作”或“珐琅作”，各朝均有各式暖砚的制作。如雍正三年(1725年)珐琅作记载：“着做珐琅圆形暖砚二方，用好端石做。”档案记载中的圆形珐琅暖砚均不见实物传世，现仅见有珐琅长方形或风字形暖砚，为内廷政务用砚。又如雍正十三年铜作记载：“传旨：做吉祥砚一方，下安水屉。”其中明确记载了用水温砚的暖砚形式。乾隆时期，承袭和发展了前朝暖砚形制，将水屉和炙炭火同时温砚，暖砚形制多样，有圆形、八角形、长方形、双联形等，并多次制作烧古铜暖砚。如乾隆二年十一月“珐琅作”记载：“珐琅暖砚一方，烧古暖砚一方，传旨：着照珐琅暖砚上花样足子，做铜烧古暖砚二方，再照铜烧古暖砚样，做烧砚十方，足子亦照珐琅暖砚上足子样式。钦此。”其中记述有烧古暖砚一次成做十余方。从中可知，御用暖砚均出自内廷制作。

　　(二)苏州澄泥砚的制作

　　澄泥砚，除内廷“砚作”制作外，还有一些是发往苏州按内廷式样制作，也有一些是照内廷“砚作”做好的蜡样、木样制作，其中所用澄泥原料也是由内廷发往苏州。如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档案记载：“传旨：虎砚头项不好看，着拨蜡样呈览，准时向乾清宫要澄泥四块，发往苏州合做虎砚二方。钦此。……于二十九日照虎砚蜡样做得木样，并做样虎砚，随盒交太监如意呈览，奉旨：着交苏州照样成做。其颜色务必与原样一样，得时不必刻字。钦此。”这应是一件澄泥虎伏砚的制作过程。乾隆晚期还曾有多次制作虎伏砚，分别陈设在内廷或香山、瀛台、行宫等各处。

　　澄泥砚自乾隆四十年开始大量制作，至乾隆晚期一直没有间断制作，且均交苏州照内廷样式制作。如乾隆四十四年档案记载：“澄泥砚二方，加用宜兴澄泥三成，烧造砚二方，其澄泥砚交苏州全德，将所传做之澄泥砚，俱照加宜兴澄泥三成之法烧造。”从中可知，澄泥砚的制作不仅有取汾河之泥，而且还有加用宜兴澄泥之法制砚。苏州制作完成的砚品，再交内廷懋勤殿拟字或专门刻字人镌刻诗文或款识。至今故宫博物院现藏砚品中，还有尚未题刻诗铭的各式澄泥砚。

　　(三)地方贡砚

　　除上述交由内廷“砚作”制作的澄泥砚外，地方也有少量的成品砚进贡内廷。特别是乾隆时期，地方进贡的澄泥仿古各式砚，均按内廷样式制作，如乾隆四十六年《宫中进单》记载：“山西按察使，臣袁守诚跪进，御制铭澄泥砚十八方三匣。”应为一套六方式仿古砚品三份。现今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也有署名“臣徵瑞恭进”款的仿古澄泥砚，其中有附黄纸签墨书：“发下澄泥砚六方，臣等公同阅看，系乾隆年间徵瑞仿古制造承进者，泥质尚细，陶范亦精，惟火气未退，骤难适用，谨奏。”此套徵瑞恭制的砚品，因当时不合用被放置一边，至今仍完好如初。由此可知，澄泥砚的制作，除内廷砚作制作外，还有山西、苏州等地制作进贡。至今仍有上千余件的各式仿古砚传世，再现了乾隆时期宫廷用砚的基本形式。

　　综上所述，清代宫廷御用文房用具数以万计，内廷殿宇、各处行宫等均有大量文具陈设。其制作来源广泛，除宫廷造办处制作外，苏州、杭州、徽州、江宁、两淮等处，均有承担着为宫廷制作的任务。特别是按宫廷的设计样式或要求制作，精益求精。也促进了地方手工业制作技术的发展。

　　至今故宫博物院藏文房用具约8万余件，大部分是清宫旧藏，特别是乾隆时期，根据皇帝的个人喜好制作有多种文房器具，除笔墨纸砚外，还制作有形式各异的辅助用具，如笔架、笔插、砚滴、水丞等，极具时代特点。乾隆皇帝更喜赋诗题咏，御题笔墨纸砚等文具多达数百首，并命内廷臣匠将御题诗文镌刻于墨品、砚品、砚屏、笔筒、笔洗、文具匣等，极具文化内涵和文人品位，呈现出宫廷独特的艺术风格。

　　(本文作者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本文图示实物均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    

　　责编 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