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房四宝及文房清玩：文心芳泽

　　除了陶盂这类文房清玩的祖形外，商周时期，由于调和朱砂等矿物颜料的需要，出现了玉制调色器，这些调色器制作精细，可能具有某种礼器的意味，当然，也可以看作是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文房清玩。如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有玉调色盘，盘呈方形，似铲状，盘底残留朱砂痕迹，盘后端雕琢一双对称的鹦鹉。河南洛阳庞家沟出土有西周早期卧牛形玉调色器，牛首前伸，四肢屈伏，牛身作方形，背部宽平，上有4个圆孔，可供调色之用。此器从纹饰看，具有商代特征，但向上弯曲挑起的臣字眼角已是西周风格，因而这是一件由商向西周玉雕风格转变的玉器。

　　除了彩绘纹样专用的调色器和兼用的陶盂外，这一时期的文房清玩并无别例。

　　第二阶段，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文房清玩已有零星出现。

　　从历史文献来看，这一时期已有若干史籍记载文房清玩。如西晋葛洪《西京杂记》云：“晋灵公塜……其余器物皆朽烂，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广川)王取以为书滴。”广川王盗墓得到了玉蟾蜍，改制为书滴，即砚滴。南朝梁吴均的《笔格赋》云：“幽山之桂树……翦其匡条，为此笔格……若九疑(山名，在湖南)之争出。长对座而衔烟，永临窗而储笔”。此赋道出了笔格的材质(桂树枝条)、形状(若九疑之争出——山峰形)和功能(储笔)。另外，南北朝徐陵撰写的《玉台新咏集序》提到了笔床。

　　这一阶段，文房清玩的实物有零星出现，传世和出土的都有一些，为水盂、水注等注水用具。材质有陶、瓷、玉、铜等。

　　另外，汉至魏晋，有一类辟邪形的圆雕动物，见有铜、玉质，一般作昂首挺胸、张口露齿状，身上饰有飞翼。后人有将其归为镇纸一类。但此物应该是席镇而非镇纸之用。据西晋葛洪《西京杂记》云：昭阳殿的白象牙簟(diàn，竹席)上“有四玉镇，皆达照，无瑕缺”。这4件玉镇是用来镇昭阳殿上的白象牙席的。镇纸在汉魏时期不大可能出现，因为当时纸张尚未大量进入书写领域，公私文书多用简牍，不可能有镇纸产生。

　　(二)文房清玩的渐盛

　　唐宋元时期文房清玩进入了逐渐兴盛的发展阶段。这是因为文房清玩的总量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已较为全面地登上历史舞台。而文房清玩的大量出现同文人阶层的产生有关。文人阶层的兴起源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始于隋而盛于唐，是由朝廷统一主持的全国性考试制度，用于选拔官员。但科举考试每年全国只录取30人左右，使得大批文人闲置。文人与官僚合而为一的现象开始分解，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人阶层。退隐山林或闲居都市的文人墨客无望于仕途，遂开始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其中，遣兴于笔墨文章是多数文人的一生寄托。如此，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房清玩带着文人的情怀大量出现。而唐宋元时期书画艺术的兴盛，也大大促进了辅助书写、绘画的文房清玩的发展。这是唐宋元文房清玩逐渐兴盛的历史背景。

　　有关历史文献对此期的文房清玩也有较多记载。如《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详细记录了各类文房用品，分成11个章节加以描述，其中有专文描写砚匣、研屏、笔格、水滴等。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也记有砚滴、灵壁砚山、古玉笔格。宋林洪《文房图赞》和元罗先登、樊士宽的《续文房图赞》中，也罗列了各种文房用品，并且按照唐韩愈在《毛颖传》中给文房四宝赐姓名和官衔的旧例，也赐姓名和官衔于文房清玩。如水中丞是水盂的官衔，姓水，名潛，字仲含，号玉蜍老翁；笔山称石架阁，名卓，字汝格，号小山真隐；镇尺叫边都护，名镇，字叔重，号如石静君；竺秘阁是臂搁，名冯，字可冯，号无弦居士；印书记指印章，名篆，字手章，号明信公子，等等。以姓名字型大小点出文房清玩的外形和个性，用官衔表明他们的司职与功能，充分说明宋人对文房清玩的熟知程度。唐宋诗词中有很多赞美文房清玩的内容。唐皎然《送裴秀才往会稽山读书》诗：“砚滴穿池小，书衣种楮多。”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宋陆游《不睡》诗提到了蟾蜍形砚滴，诗云：“水冷砚蟾初薄冻，火残香鸭尚微烟。”

　　从出土的文房实物来看，也可说明唐宋元时期文房清玩的状况。出土的文房实物各地有显著增加，浙江衢(qú)州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史绳祖墓出土有青玉笔格、水晶笔格、白玉兔形镇纸、玉荷叶形洗(考古报告称“杯”，但从敞口的形状与同其他文具共出的情况看，应是笔洗)。这些出土的玉文具呈现出某种组合，反映了此一时期文房清玩兴盛的态势。

　　唐宋元时期出土和传世的文房实物较之汉晋有显著增加，除了前期已有的注水用具外，新增了浣笔用具和镇纸用具等，如笔洗、镇纸。文房清玩的材质也更为多样，陶瓷、石、铜、玉、玛瑙、水晶等皆列入文房清玩的名目。

　　(三)文房清玩的****

　　经历了先秦至汉晋的萌动期，唐宋元的渐盛期，文房清玩的发展在明清(特别是明中期至清中期)之际进入了****期。水盂、砚滴、笔洗、笔筒、笔格、墨床、镇纸、臂搁、印盒等等文房清玩在文房书案上各占一角，各司其职，营造出雅致怡情的文房意趣。文房清玩在品类、材质、形制等方面的成就，令前代无可企及，而后世也只能自叹不如。

　　文房清玩的繁荣昌盛与明清之际社会经济文化的背景休戚相关。

　　明清时期，城市经济高度繁荣，市民、文士阶层迅速扩大，对书斋中的文房清玩需求也日益增强。同时，随着封建人身束缚关系的普遍减弱，手工业工匠的身份与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这极大提高了工匠的艺术创造能力。

　　而此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理想的生活情调和精神境界是臻于“闲、静、幽、雅、逸”之意境，追求离尘脱俗，雅致高远。其文化模式就是以寻访清雅为主。文房清玩固有典雅高洁之气质，与文人之情趣、书斋之氛围契合，为文人所雅好在情理之中。而中国传统社会中，文人士大夫往往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主流，他们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但是同时又对社会趋向、喜好起到了引导的作用。文士群体对文房清玩的嗜好同样也会指引社会风尚。同时，皇室也青睐之，如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中出土有不少文房清玩，有碧玉笔格、水晶兽水盂、水晶鹿镇纸、玉荷叶形笔洗等。喜文嗜古的乾隆皇帝对文房清玩也是情有独钟，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乾隆时期的瓷质小文玩、掐丝珐琅龙纹文房清玩和雕漆文房清玩、旅行用文具箱等，都是成套制作的。由于帝王与文士的喜好，文房清玩遂大行其道。

　　另外一个客观的因素是文房四宝在明代得到了大发展。以砚墨为例，宋元时期的砚还是以实用为主，到了明代，砚发生了许多变化，逐渐脱离实用的束缚，成为一种艺术与适用兼有的工艺美术品。而制墨业在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新的局面，墨进入了商品生产行列。当时的制墨中心徽州，墨肆林立，名家辈出，形成制墨业上的歙派和休宁派。文房四宝在明代完成了由实用向艺术欣赏与实用功能相结合的转变，这对文房清玩的繁荣起到了大大的推动作用。

　　明清的许多文献对文房清玩也有大量记载。比较集中讲述的有：明屠隆《文房器具笺》提到的器具有笔格、笔船、笔洗、水注、印色池(印盒)、镇纸等等数十种；明文震亨《长物志卷七》之器具篇言及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chān)、水中丞、水注、秘阁(臂搁)、镇纸、压尺、印色池等；明高濂《遵生八笺》中的燕闲清赏笺有论文房器具篇，对文具匣、研匣、笔格、笔床、笔屏、水注、笔洗、水中丞、研山、印色池、镇纸、图书匣、臂搁、笔觇、墨匣、笔船等都有专文论述。根据文献，明代琢玉名家陆子刚也制作过不少玉文具，所制水中丞“碾兽面锦地，与古尊类同，亦佳器也”；又有“白玉辟邪，中空贮水(也是水盂)，上嵌青绿石片，法古蕉形，滑熟可爱”；另“做周身连盖滚螭白玉印池(印盒)，工致侔(móu，相等)古，近多效制”。清乾隆帝的御制诗中也有大量的诗篇赞誉文房清玩，如“咏鸟玉笔筒”“咏和田玉荷叶洗”等等。

　　明清文房清玩的实物更是丰富多彩，无论在品类、材质和制作上都远胜于前代。笔筒、笔舔、镇尺、印盒、臂搁、砚屏相继问世(某些品类在前代文献中有记载，但不见实物)，极大地丰富了文房清玩的品类，也使各项协助工具更为完备。陶瓷、竹木、翡翠、象牙、玛瑙、水晶、金银、珐琅、石、铜、铁、玉、漆等等各种材质都被用来制作各款文房珍品，材质的个性在书斋中得到张扬：竹木的清新高洁、金银的雍容富贵、珐琅的华丽多彩、玉的典雅温润和铜的古朴沉着或者互相映衬，或者以单一质地独自发扬。而在制作上更是精益求精，在造型、色彩、纹饰诸方面非前人所及。

　　这些文房清玩与中国文人长相厮守，创造出精致、儒雅的书斋文化。由于中国文人长久以来浸淫于儒、道、释哲学思想与文化理念，理想的生活情调和精神境界是臻于“闲、静、幽、雅、逸”之人生意境，追求离尘脱俗，雅致高远。文人世界的古物遗珍便是他们的心灵物语，反映了淡泊清远的人文气质，表现了文人高雅的艺术情趣和古代匠师绝妙的工艺水准，由此诠释出文人世界中的文化和精神。

　　(图片引自《清翫雅集廿周年庆收藏展·珍玩》)

　　责编 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