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锭故宫藏墨品赏析

　　鸿渐汪姓的主要依据是：鸿渐制墨常常署款“桑林季子鸿渐监制”，汪元一墨肆名桑林里，因而鸿渐为汪姓后裔。这一推论并非无懈可击。作此结论尚需史料证明，目前还缺少这样的史料。

　　关于鸿渐姓氏，暂时未能从汪氏家谱之类资料中找到确切记载，只能从其他文献、传世墨品中寻找线索。

　　明末麻三衡《墨志》记有汪鸿渐；清至民国大多书籍都记作吴鸿渐。尹润生先生所讲过继关系，帮助我们拓展思路。可能情况是：鸿渐本姓吴，小时候过继汪姓，后来又回归吴姓。

　　明代中叶尤其万历前后，徽州地区制墨业发展到相当规模，较大的制墨家开始招收徒弟，甚至雇工。方于鲁曾经为程君房打工。曹素功本来是吴叔大徒工，后来娶吴叔大爱女，受人招牌，成就了一番大业。汪近圣做过曹素功门徒。万历时期休宁墨工叶玄卿先为桑林里制墨，后独树旗帜，开设苍苍室墨坊。

　　鸿渐早年在桑林里学徒打工，聪明好学，深得汪元一喜爱。基于亲密师徒关系，又顺应于民间颇为盛行拜干爹习俗，学徒期间鸿渐拜汪元一为干爹，并易姓汪。拜干爹并易姓汪，与尹先生所谓“汪氏养子”者相通。署款“季子鸿渐”者，俨然已经加入汪元一的子辈序列，是鸿渐易姓汪的表征。

　　国人光宗耀祖观念根深蒂固，有所成就后更是如此。鸿渐手艺学成后，独立以又玄室制墨，逐渐声名远播后，认祖归宗心切，并有来自家族“拟兼祧至戚，绍其归业”的压力，回归吴姓自在情理之中。鸿渐制墨署款由“季子鸿渐”演变为“桑林季子”，是回归吴姓的表征。

　　比较而言，桑林季子所透露的人际关系，比季子鸿渐要间接、疏远得多。桑林季子并非实指血缘关系，而是谦辞卑称，是感恩表示。自称“桑林季子”而非“仲绥季子”“元一季子”，委婉地说明了这一点。桑林季子与季子鸿渐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综合分析桑林季子与季子鸿渐所得结论，应该比仅仅依据桑林季子所得结论要合理得多。

　　名款并非古墨独有，书画作品也有。杨仁恺先生论书画名款：“在没有发现新的材料的情况之下，就得沿袭原先的既定说法。但不是一成不变的。除非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帮助我们否定原有的结论，从学术研究上实事求是的原则，固然可以作出新的结论，这无疑对艺术史有很大的裨益。”这个原则应该同样适用于古墨。

　　麻三衡为鸿渐稍后的人，以汪鸿渐名义记载他的墨品可以理解。汪鸿渐尚寄人篱下，所能流传下来的墨品自然很少。吴鸿渐艺成业精，不但桑林里名列前茅，而且声名远播，故能有较多墨品以吴鸿渐名义传世。入清以后，众多藏墨家根据新的实际情况，改以吴鸿渐名义记载他的传世墨品，合情合理。麻三衡所言可信，清人所言也可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国初期。盛伯羲藏墨薄、郭麓屏《知白斋墨谱》、袁中州《中州藏墨录》等，都以吴鸿渐名义收录其墨品。清末民初古玩市场上，吴鸿渐制墨受到认可，有一定市场。众多文献异口同声，“除非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断难轻易否定。现在讨论鸿渐姓氏所依据的材料，较之清代、民国初期并没有改变。“在没有发现新的材料的情况之下，就得沿袭原先的既定说法”，即沿袭鸿渐吴姓说。鸿渐吴姓之说顺理成章，合乎逻辑。

　　综观有关鸿渐的文献资料，以及他的传世墨品，鸿渐姓吴应更接近历史真实。

　　与《墨表》相同，《墨志》中的明代制墨家，也是以他们的表字汇编的。《雪堂墨品》《漫谈墨品》等也遵循讳名称字惯例，以制墨家字号汇编著录。由此鸿渐也应该是表字。吴鸿渐制墨常署款桑林季子鸿渐监制、海阳桑林季子鸿渐监制，避讳仪卿而用鸿渐，说明仪卿、鸿渐之间的主从关系。鸿渐是表字，可以与同是别称的桑林季子、季子等组合。讳名得自亲亲，犹如体肤，须珍之、讳之，不宜与别称等组合使用，因而未见桑林季子仪卿、季子仪卿者。《易经》有“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之句。乾隆皇帝有“鸿渐不羡用为仪”之吟。“仪卿、鸿渐”，取名择字，意境不俗。

　　吴鸿渐制墨，署“季子鸿渐”在前。这时吴鸿渐还未脱离桑林里，仍在汪元一的旗下，因此还需署上表示隶属于桑林里的款识，如“桑林里”“桑林里人”等。署“桑林季子”在后，已经独立以又玄室制墨。为了与前面的署款风格协调，往往也署上两个以上的款识。两个以上的款识并存，成了吴鸿渐制墨的特征。

　　“此墨伯羲题作吴鸿渐”并无不妥。和羹补衮墨为吴鸿渐早期制墨，制作的年代应为万历中期。长方形的制式，与桑林里制墨风格相符。这时吴鸿渐还未脱离桑林里，因此还需署上“桑林里制”的款识。讲得全面一点，和羹补衮墨创作单位、所有权人桑林里；制作人吴鸿渐，当时取名“汪鸿渐”。

　　目前，“季子鸿渐”款仅见于和羹补衮墨与吴鸿渐漱金双盘龙纹墨。和羹补衮墨为鸿渐姓氏争论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物证据。而对鸿渐姓氏的正确认识，也有助于此墨的赏析。文物的史证重要性与文物研究对文物品赏的重要性，在和羹补衮墨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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