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刚：美术馆时代的忧患

　　作者：钟刚

　　在中国要描述某个东西多得成为一种现象时，会说成是“某某时代”，比如“策展人时代”、“美术馆时代”，但我留意到，没多少人会认为中国到了一个“艺术的时代”，这就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有了策展人和美术馆，那艺术跑哪去了？

　　这也许可以说明一些实情：我们有了大型的美术馆，有了海归策展人，但艺术，要来得慢多了。

　　我在“设计之都”之称的深圳，在它的大芬美术馆，见到的景象，也正好证实了这是一个问题：大芬美术馆是明星建筑，设计它的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也因此得了好几个奖，但遗憾的是，大芬美术馆的管理方至今还不知道怎么和这个大芬村的复制系统对话，更不知道怎样激活美术馆的各个机能，这家美术馆就那样被撂荒了，一点喘息的气力都没有，似乎连喘几下的动力都没了。

　　设计、建造一个大型美术馆，对于财力雄厚的中国地方政府而言，已经越来越不是问题，这些美术馆，一家比一家建得大——但这么多大型美术馆，该怎么使用？怎么让这些展厅充实起来，从而成为城市文化的活力中心？怎样向观众讲述艺术的故事，并与在地文化进行充分的互动，都是每个美术馆馆长必须面对的问题。不过，在目前这个阶段，对他们而言，展厅空起来，比展览做得糟糕更加丢人，他们先得让这些美术馆不要空荡荡的。他们得花点时间，追赶这些时髦的建筑。

　　但要充实这些巨型美术馆的展厅，又何尝是容易的事。这些美术馆实在太大了，有太多的展厅，并且每一个美术馆，都要雄心勃勃地做“中国的古根海姆博物馆”，都要走国际化路线，都要做双年展，在地性往往不是他们要着重考虑的，适当的规模也不是他们考虑的，而美术馆内部的人事制度、薪酬激励、人才培养机制，如何适应一个有宏大目标的美术馆，也好像无须慎重考虑，结果就出现了一个个巨大的美术馆，以及一些不知道怎么使用才好的大展厅。

　　在华北的重要城市——天津，我就见到他们在使用天津美术馆新馆时的手足无措，他们除了做馆藏书画陈列展，也将漂亮的展厅用来展示某个政府机关的职工风光摄影，而在展厅的公共通道上，还放置了一些红色的塑料水桶，用来接屋顶的滴水，这样的场景，足以说明他们在施工监管以及美术馆定位上的问题。而在美术馆的定位上，天津美术馆显然缺乏一个标准，他们让一些拙劣的作品进入了展厅，这些拙劣的艺术作品在填充了展厅的同时，也败坏了美术馆的专业声誉。

　　武汉美术馆填充展厅的方式之一是与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合作，接一些巡展，而在这些购买的巡展之外，是他们漫不经心的自主策划展览，这些馆藏青年艺术家作品的展出，暴露了他们在收藏上的贫乏。也许是急于追赶中国的美术馆热潮，这家美术馆对金城银行这栋老建筑的改造和使用，也显得过于仓促和草率，他们对待这栋老建筑的方式，有非常多值得商讨的地方，而保护和改造老建筑，其实是这家位于历史街区的美术馆必须重视并应该作出表率的事情。对待建筑的态度和方法，也是他们对待艺术的态度和方法，这并不是可以草率为之的。

　　中国的美术馆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到了都来不及仔细地揣摩美术馆的合适尺度，以对应区域的艺术创作和研究能力；甚至也快得来不及想想，怎样制订一个可操作的下限标准，哪些作品能够进入美术馆，哪些是不行的。美术馆是一座城市最具精神性的空间之一，这个进入门槛，关系到了美术馆的专业形象和尊严，如果专业门槛没有下限，可以想见，进入这个美术馆展示自己的作品，也不会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而在中国观众中间，美术馆一般被称之为“艺术的殿堂”。

　　遗憾的正是这里，现实与期待之间的鸿沟太大了，美术馆的下限问题，不仅不是新美术馆才有，而是中国的美术馆的通病，即便是中国美术馆，这个中国最高级别的美术馆，也很难说清楚它的标准是什么，下限在哪里。一旦没有下限的美术馆多起来，对美术馆标准的建立就会非常困难，也许没有了标准，会更加自由一些，美术馆的展厅也会更好对付——但这也意味着情况会更加糟糕，糟糕得以后不好收场。

　　有不少美术馆就正享受着这样的自由和糟糕，他们的托管方舒服地做着“房东”，靠快进快出地租借展厅，来获得收入，以此提高员工的福利，美术馆的展厅成为牟利的工具，这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种中国现象——美术馆由公共财政建造和运营，但委托运营的团队，却利用这个平台来做起买卖。纳税人进入美术馆，欣赏到的是一种“展销的艺术”。而目前的问题还有，如果美术馆这么做，没有机构来监督和批评，也没有力量能够逼迫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当一个文化机构毫无作为，或胡乱作为时，公众或许会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或是习以为常，无暇顾及。在广州，广州艺博院就属于沉睡型的美术馆，无论是展览，还是研究，都没有知识生产的活力，但没有一个外在的监督力量在改变或能够改变它的沉睡状态，而广州一度被认为是中国传媒业最发达、监督力量非常生猛的城市，但对美术馆的监督和制衡，仍是一个短板，这可以想见，中国的普遍情况是多么不容乐观。

　　监督的问题解决不了，会使得中国的美术馆只能靠行业的自觉来发展，简单来说，就是要看这个美术馆的馆长是否在乎自己的行业声誉。但在这样的“自觉”中，美术馆又并不是一个自主的角色，它处在美协体制的管理下，同时又是意识形态部门的下辖机构，它还面临商业社会的重重诱惑，如何处理和宣传部、美协、退休老干部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到这家美术馆的下限的高低。在公众监督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这就成了对美术馆馆长的单一考验，他能否在地方美术关系网中充分涡旋、争取到自****，同时又不惜代价，将下限以下的作品拦截在美术馆门外，就是关键之关键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要评判一个中国的美术馆，直接评判一个美术馆馆长的工作就够了，但在艺术系统中，吊诡的是官方的评选是无效的，没有多大公信力，艺术行业的民间评选，又有它们自己的兴趣点，一些评选要么是只偏重于当代艺术方面的美术馆，要么就是发布权力榜，好像只有当代艺术和权力这两个指标才是“策展人时代”和“美术馆时代”最值得关注的，但显然，这样的指标，并不能构成一个公允的评判标准。现在看来，在这个美术馆时代，包括媒体在内，也都需要去跟上它的节奏，去适应它，但愿这个时代的修复模式，一直是能与快捷键同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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