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引发的群架：真假之争还是公私之争

　　全系伪作？

　　即使拍卖市场不太平，上博插手私人收藏，还是难平众惑。

　　“包括上博在内的官方博物馆，为了完整地保存中国古代文化，都有大量的存疑品。上博中国古代书画图录里一共六百多件，其中一百多件，当年六个专家的鉴定都是没有一致意见的。”龚继遂说，“我们历来对古代尤其是宋元画‘从宽’，因为即使是临本、仿本，作为古代艺术的信息载体，它的教育功能、审美功能，都很重大。人文科学逻辑上不可能确真，不管是个人意见，还是机构意见，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依然可以讨论下去。”

　　截止到发稿，上博还未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也从未正面回应过刘益谦的疑问。不露面，反倒更让群情激愤。

　　“上博就是利用公权欺负人，这是明摆着的事。”马未都无论公开还是私下场合，都说得很直白，“最近流行的一种心境叫羡慕、嫉妒、恨。”

　　值得羡慕的，首先是私人藏家资金充裕，且使用灵活。

　　2002年，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由嘉德公司拍卖。“当时上博等官方博物馆也想收藏，凑不齐那么多资金，最后失之交臂。”黄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写生珍禽图》当场以2530万元被尤伦斯拍得。2009年，《写生珍禽图》再次出现在拍卖会时，官方博物馆仍然有收藏的意愿，但最终以6171万元被刘益谦竞得。

　　“后来国家有钱了，对这种东西也会志在必得，但是要凑几千万来买一件艺术品，对国家博物馆来说，至少还有程序的问题。”黄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香港藏家许礼平3月26日公开翻旧账：1999年，上海博物馆举办《金刚神韵──傅抱石金刚坡时期作品特展》，展出44件作品，全是伪作。

　　办展之前，台北藏家蔡一鸣提醒当时的上博馆长陈燮君、副馆长汪庆正：这批画有争议。陈燮君答复：“我们看好。”

　　有人透露，这场展览的场租加赞助学者出国访问，花费了250万元。

　　不久，傅抱石之子傅二石代表全家公开声明：展出作品“全系伪作”，理由是：抗战八年居住金刚坡时期，傅抱石作画他们总在旁帮忙，而特展的“金刚坡时期作品”从未见过；当时居住环境狭窄，作品一般在四尺以下，而这次展出的画，大都是巨幅之作；画中签名不符，画作本身也漏洞很多。

　　和私人收藏与拍卖行鱼龙混杂的情况相比，这些年，官方博物馆的声誉也每况愈下。

　　2013年11月，一位私人藏家将收藏的《出师颂》题跋捐赠给故宫，和《出师颂》正文合璧，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这件号称“中国现存最早书法孤品”的《出师颂》，曾引起过一场不小的风波。

　　2003年，故宫博物院行使“优先购买权”，以2200万从嘉德购得《出师颂》。事先倒是请了一批专家鉴定：徐邦达、启功、傅熹年，都是响当当的大名字。事后质疑一片，一方面，文物真伪不辨，另一方面，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和嘉德公司周末拍卖部中国书画的业务主管肖洋，是父子，有“关联交易”嫌疑。而故宫在收藏文物时，并未向公众说明出价标准。

　　“展出或收藏藏品，都是由博物馆业务主持人经专业研究自行决定，再上报行政主持及董事会批准，过程中他们当然也会征询馆外专家意见，但没有在本馆之外再追加一个权威论证的鉴定流程。”龚继遂说。

　　在解放初期，博物馆的专家要是做错了鉴定，是要受处罚、担责任的。

　　龚继遂记得徐邦达曾跟他说过，自己曾因为收错东西，被降职、罚薪：“过去专家个人要负责任，现在博物馆有了专家库，集体决定，个人免责。没人负得起那么大责任。”

　　免责的好处是：专家们敢于说话，但也意味着，没人承担最终责任。

　　1994年发生了尽人皆知的“北魏陶俑”案。国家博物馆一位馆员在潘家园发现一批骑马俑，专家集体鉴定后认定是北魏时期的珍贵陶俑，几家博物馆迅速开展“抢救性收购”，几个月，收购了数百件北魏陶俑，据透露，中国历史博物馆花了八十万，故宫花了十万。可北魏陶俑却越卖越多，价格也越发便宜，警方介入调查，才发现这批“宝物”全部产自洛阳某村。

　　涉及中国古代书画时，收藏困境很容易发生。1990年代，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溪岸图》被人争辩，一方以高居翰为首，坚称是张大千造的假画，另一方以耶鲁大学的中国艺术史学者班宗华为首，认为它价值无上。

　　事情很严重，如果公众认同高居翰对《溪岸图》的指责，不但影响大都会的学术声望，也将拖垮赞助人对大都会的信任，还会损害捐赠人的经济利益。为了维护名誉和利益，大都会1999年12月公开举办了一场讨论会，双方展开激烈的公开辩论，现场，“800个座位全无虚席”。

　　听众最想知道的还是那个问题：真的还是假的？

　　当场，担任学术竞争裁判的艺术史教授韩文彬(Robert Harrist)回答得很干脆：你不能期望会得出石蕊测试一般真伪立现的结论。

　　争论到今天，仍然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