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阴高庄战国墓车舆铜饰赏析

　　淮阴高庄墓的车舆铜饰，为迄今考古发掘所仅见，是研究古代青铜工艺史和车舆装饰史的重要实物。这批车舆铜饰都以气势恢弘和器形宏大而著称，如轼饰和前軨饰之长都和车舆等宽，都是长约170余厘米的大型铜器。特别是交龙形较饰，仅一侧的曲线长度就达205厘米；其它的轸饰和輢饰也是同类器物中最大的。据研究，这些器物都是浑铸法所铸造，由此说明当时的青铜铸造之规模，已达到相当的水准。同时，这些舆饰又以装饰精美而著称，其纹饰之繁褥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据研究，这是由春秋中晚期才兴起的印模法所铸造，至战国早期方传入南方等地。其精美花纹的拼合衔接十分严谨，若不是经过认真细致地观察，很难发现其拼接痕迹。这说明当时的印模工艺，已相当成熟，已广泛流行于包括淮阴在内江淮等地。特别是其主题纹饰蟠螭纹，已不同于同期流行的平面蟠螭纹，其形状如羽翼翩翩，自由飞翔；又似碧海扬波，浪花飞溅，具有十分的韵律和动感，已完全进入浅浮雕的羽翅纹之形态。

　　该车车舆的主要部件皆有铜饰，有可能反映了该车为古代的金路。对此，我国已故科技史专家王振铎生前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周礼》“王之五路”中的金路。所谓金路，是天子和贵族所乘，是西周乘舆制度之一。《周礼•巾车》：“金路，钩，樊缨九就，建大旂以宾，同姓以封。”郑玄注：“金路，以金饰诸末。”《周礼•齐仆》：“掌驭金路以宾，朝觐宗遇飨食，皆乘金路。”金路也以赐同姓诸侯，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策命晋公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大路大旗。”杜预皆注为金路。金路也称金车，这在已知铜器铭文中有大量记述。如西周重器毛公鼎铭、小臣宅铭中皆有赐金车的记述。已故学者陈梦家认为：“金车，即铜制车件所作之车，并非全为铜制的。”现代学者杨晓能亦认为；“西周铭文中常提车名为金车，学者通常释为以美铜为车饰的车。”高庄墓一次出土轸、輢、軨、轼、较、鼓座铜饰等十八件，重约200公斤以上，且又能互相吻合，皆能和木质车舆构件结合，组装成车。因此，这样的车舆应属金车，也符合《周礼》郑注“以金饰诸末”的注疏。金车，也是金根车的雏形，秦汉时期的金根车亦可能因此而起，这在古籍中亦有记载。迄今为止，我国先秦考古出土的马车数不胜数，但就车舆装饰的豪华和繁褥相比，皆低于此车。因此，这批车舆铜饰的出土，不仅为先秦车制的研究提供实物例证，同时对于秦汉的帝王乘舆，亦能从中发现其渊源脉络。

　　高庄墓的交龙形较饰最具特色，其形制和古籍记载相符。《后汉书•舆服志》；“乘舆金薄缪龙为舆倚较。”虽说是东汉乘舆制度，但远在战国时期就有这种车舆。高庄墓的这套金较，为上述推论提供了实物例证，它以确凿无误的出土资料，证明这种车舆形制不是东汉时期才有，而是远在战国时期就有这种形制的车舆，由此把这种乘舆制度上溯到先秦。后来，这种乘舆制度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晋书•舆服志》“乘舆金薄缪龙绕之为舆倚较”；《通典》“梁文帝天嘉初，曾造玉、金、象、革、木路，皆金薄交龙为舆倚较”的记载。此后，这种乘舆制度虽不见于典籍，但车舆上饰龙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因此，车舆上饰龙在我国有悠久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概言之，这套车舆铜饰不仅是研究中国舆服史的重要资料，在礼仪制度史和青铜工艺史的研究亦具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