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在这个缺乏主导价值观的社会不是真理家,但是却可以成为精神底线立场的时代诠释者。南京灵魂小组所折射的恰恰是一场关于超越现实的精神范式,讲诉的是个体艺术家如何被边缘化以及“逆生长”的故事。南京灵魂小组成员刘绍隽、三毛、孙大量则用一已的肉身强化了这个社会的“精神痛点”,他们用各自的人生与创作经历,鲜明的证明了这个光怪陆离的现实社会对个体的伤害与抽离,甚至成为一代人,乃至几代人在精神层面的侮辱与被侮辱,他们在现实世界的倔强,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于是需要嫁接新系统新渠道的释放——于是艺术表达成为他们精神世界里唯一可以让自己保存存在感的武器。获得2014年约翰•莫尔(中国)绘画大奖赛大奖的刘绍隽85新潮就投身于艺术,一直都在为中国表现主义在捍卫最后的精力和立场。即便获得姗姗来迟的国外大奖之后,仍然在国内默默无闻,没有商业机构进行充分的挖掘。三毛的艺术才华一直被传统的家庭结构所抑制,折射了一代人的社会问题,她的画面诡秘,充满着让人难以回避的批判力。孙大量则长期在南京的一个小岛上与鬼魂对话,寻找精神上极致体验和释放,都是基于社会现行机制某种长期的反馈,挣扎,抗争,从而形成难得的艺术个体之于快节奏社会发展的鲜明个案。
更重要的是他们一致找到了与社会唯一契合的精神支点,从而保有对艺术最后的一点热情,甚至看上去依然那么义无反顾的浪漫。为了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一点,一旦艺术情绪一上来他们恨不能把自己都当成“假想敌”。他们没有圆明园时期的生存策略成功之后的集体保守,但是他们有对社会现实层面一点一点最真实的感悟,或许提供了圆明园似的中国当代艺术之外的真实视角,在南京城以及更多的地方一定有艺术家个体在坚持各自的固执与反思,从而找到艺术的社会能见度,而不是打着先锋旗号和观念的艺术最后成为精英商业圈所消费的那道“野味”或投资工具。
从叛逆到坚守,从坚守到诠释,这是南京灵魂小组30年来的一场艺术与理想路径演变。甚至当然他们走在一起也不是必然的,而形成这样一个小组,也和北京日益圈子化、江湖化的艺术没有关系。关键在于,这个小组的艺术家个体只是在寻求非主流化的艺术历程中,彼此表达和分享了基于艺术的态度,又由于南京城能够一如既往的坚守纯粹性的艺术探索和持续性的表达,已经变得极为稀少,于是汇聚起来,反而变成了一个相当有意思和分量的线索,即南京灵魂小组,可能会给艺术界带来一种新的认知和反思。
从社会本质结构上来看,整个变态的社会发展形态并不稀罕艺术家的创造与创新,但是更重要的是艺术家个体需要超越这些社会现实的障碍,从而成为“发声”原点,创造的艺术风格才可能成为价值承载。南京灵魂小组所要在艺术探索上所触摸的是一个社会精神层面的温度以及折射的社会现实能见度。
南京灵魂小组总体要讲述是一个社会尖锐的话题或被物质重度掩盖的故事是,精神负累的时代如何救赎的社会性问题,以及这个系统如何在艺术家的世界观和行为里得到阐释与呈现。当然这个话题貌似很大,却是与社会现实的每个人关联在一起,甚至难以分割,今天生活在物质雾霾的个体,都是时候为精神账单买单了。在物质为中心的磁场之外,精神场域将成为另一个个体是否缺席的重要判断依据。
回归到南京灵魂小组本身而言,作为一个艺术小组,也作为一种艺术现象,激发人们对一种艺术现象的好奇与了解,从而引发社会现实改变,也捍卫了艺术家个体应有的真实、理想、情怀和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