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家刘熙载与海派书法

　　刘熙载将帖学的源头上溯到篆书，对尊碑论提出质疑。他在《书概》中曰：“论唐人书者，别欧、褚为北派，虞为南派。盖谓北派本隶，欲以此尊欧、褚也。然虞正自有篆之玉箸意，特主张北书者不肯道耳。”又曰，“篆尚婉而通，南帖似之；隶欲精而密，北碑似之。”刘熙载认为篆书婉转流畅，在用笔和书风上跟南帖有相近之处，因此，如果说北碑以隶书为本的话，南帖则以篆书为宗。从书体演变的过程来看，“古质今妍”，篆书以“质”取胜，隶书以“妍”取胜，但隶书为篆书之嗣，篆书的地位绝不会低于隶书。言下之意，从书法的源流来看，南帖甚至要高于北碑，所以尊碑抑帖并不可取。破除了尊碑贱帖的观念之后，刘熙载又从书法的风格和技巧上，探讨碑和帖的互通关系。他认为：“索征西书，世所奉为北宗者。然萧子云临征西书，世便判作索书，南书顾可轻量也哉？”“《瘗鹤铭》用笔隐通篆意，与后魏郑道昭书若合一契，此可与究心南北书者共参之。”在完成了碑帖的中和后，对南北书风进行融合：“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南如袁宏之牛渚讽咏，北如斛律金之《剌勒歌》。然此只可拟一得之士，若母群物而腹众才者，风气固不足以限之”。刘熙载从书法史出发，合逻辑性地建构了他的碑帖融合论。

　　刘熙载碑帖兼扬的思想通过他的弟子和友人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广泛的认同，成为海派书法帖学复兴的前奏，虽然由于康有为对帖学的批评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袁昶(1846-1900)对《书概》(初刻本，同治十二年(1873年))评价甚高，这恐怕是书学界最早关于《书概》的评价。袁昶《日记》丙子(1876)三月记载：“览融斋先生《艺概》内‘论书’一种，意理微渺，辞亦深澈，耐人寻玩。惟静故能含一切智，惟勤故能造甚深法，惟默故能观不思议，惟慎故能啬一切神，惟朴故能生种种寿者，相当之者，岂为我兴化夫子乎？”龙门弟子沈祥龙在上海《文艺杂志》发表的《刘融斋论学书》，也是《书概》在海派书法史上的早期传播。张鸣珂诗《感旧诗·兴化融斋宫赞先生熙载》：“为学示径途，著书名《艺概》。单字从口口，下问亦无碍。讲席主龙门，仰之如泰岱”。这表明，《书概》刊行甫始，即在海派书法中得到传播和好评。

　　近现代的许多海派书法大家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刘熙载书学思想的影响，如沈曾植在谈到读《艺概》的感受时曰：“涉览既多，会心特远”，虽言词论，书论亦然。尽管我们不能把他在草书创作中坚持“取晋近帖”的清醒完全归因于《书概》，但《书概》至少是给了他“取晋近帖”的书法创作提供了理论支撑。于右任在深入理解碑学传统、创造性地继承碑派书法的同时也继承了碑帖结合的审美视野。于右任说：“我写字并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坐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决不因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这与刘熙载在《书概》中论述的“书能笔笔还其本分，不消闪避技巧，便是极诣”是极其一致的。海派的另一位大家沈尹默，也是一位在碑帖之争中保持清醒头脑的书法大家。沈尹默为了重振帖学，选择了从笔法入手的思路，反复不断地围绕笔法、笔势、笔意展开他的书论。正是由于《书概》在书法发展的方向性上的清醒认识，从而自然成为海派书法碑帖兼擅的理论基础。海派的碑帖皆擅，我写我心，是书学理论和书法实践两股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都没有充分意识到理论的价值，实践的力量几乎淹没了我们对理论价值的认识。

　　四

　　《上海美术志》作为地方性的权威资料，在“刘熙载”条目中写到：“清代学者、书法家、书法理论家。……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以文章和书法均优，在北京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编修。……后应邀在上海也是园又迁吾园的龙门书院任主讲(院长)，历时十四年。其间曾参与沪上书画家交往活动”。《上海美术志》对刘熙载的记载有三点是明确的：(一)刘熙载的身份是“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二)刘熙载“文章和书法均优”；(三)刘熙载“曾参与沪上书画家交往活动”。(一)、(二)两点前已详述，这里着重展开论述第三点，即“与沪上书画家交往活动”。

　　许多海上书画家，如齐学裘、俞樾、曾国藩、翁同龢、莫友芝、沈铦、李书平等，均与刘熙载有很深的交往。齐学裘《见闻随笔》卷十九《刘学政》云：“余留寓沪上，闭门却扫。融翁时时相过，慰余寂寥。”俞樾在《刘君墓碑》载：“樾时亦频至上海，必至访君。君亦数来，谈皆甚乐”。曾国藩在其《日记》中记载：同治十年(1871)十月初九日，“饭后出门，客拜七家，郭慕徐、刘融斋两处皆会。”翁同龢在其《日记》中记叙：同治三年八月廿九日，“晴、微风，燥甚。……答刘融斋前辈，坐良久。”莫友芝《郘亭日记》同治八年(1867年)十月十二日记：“庸斋、养泉并相过，谈久之”，《上海县续志》卷二十一记载：沈铦“光绪初寓居沪南，与刘山长熙载交最深。铦工诗书画，郡人仇太史炳太称为三绝”。这些文献记载说明，刘熙载与海派书画家的交往是很频繁的，而且层次都很高。不仅如此，外地的一些知名书画家也与刘熙载有深交，如陈灃、张叔平等。陈灃，番禺(今广州)人，篆书茂密雄强，隶书朴茂，行书宗欧阳询参以苏轼，其《送刘学使序》云：“沣得以见为幸者也。每一相见，论九流诸子治学，谈声音度数之艺，与沣有好同焉，信可乐也。”湘籍书画家张叔平1869年来沪，刘熙载有《赠张叔平》一诗：“君在湖湘画久传，戏来沪上写长笺。胸襟自是饶邱壑，品格谁能爱菊莲？曹霸途真穷此日，少文琴定抚何年？市楼没骨图多少，购自赢商幅万钱”。

　　刘熙载与海上画派的另一位书画家周闲交好。周闲(1820-1875)，字存伯，号范湖居士，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后侨上海。善画花卉，尤工篆刻。周闲曾题齐学裘《化雨慈云图》跋，曰：“容斋先生有霖雨苍生之念，其鉴而藏之，吾恐行箧中奕奕有龙气也。”值得一提的是，周闲与任伯年亦交好，曾为任伯年的《悟生出尘图》题诗曰：“圆笠方袍任所之，飘然具有出尘姿。碧山幽绝无人到，一径松风作导师。”如此看来，周闲与刘熙载、任伯年两人的关系都颇深，按理刘熙载与任伯年(1840-1896)也应该有交集相识的机会。任伯年最早署名“海上寓斋”的作品是同治戊辰(1868年)农历十一月的《陈允升像》，说明任伯年于1868年寓沪，而刘熙载则是早其一年(1867)寓沪，而且两人均居海派书画的发源地——豫园，同时还有一位共同的友人周闲，但刘熙载与任伯年终究还是没有谋面，皆因为两人不在一个层次上活动。丁義元在《任伯年年谱》中介绍：任伯年“初至沪渎，署名小楼，居豫园极不得志。日至春风楼品茗，其下为羝圈，日久对之，画羊得其神理”。而海上画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吴昌硕(1844.8.1-1927.11.29)则于光绪八年(1882)才把家眷接到苏州定居，后来又移居上海，而刘熙载已于1881年去世。这样，刘熙载与海上画派的两个重量级人物便擦肩而过。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刘熙载与赵之谦做一下比较：赵之谦(1829-1884)几乎没有在沪居住过，偶尔路过，次数有限；而刘熙载1867年入主龙门书院，寓沪十四年，与海派书画家常有交游。赵之谦与海派书画家交往，主要是与周白山(1820-1863)、沈树镛(1832-1873)的交游。而且与沈树镛的交游主要在“客京师”时，与周白山的交往亦非于沪上。赵之谦虽然曾向任熊(1823-1857)赠过书画，为任伯年《陆书城像》题过诗，但都没有直接会晤过。与任熊的交往多是通过丁鹤庐，如上海博物馆藏赵之谦《花卉册》，其中一幅葫芦图右上角有题跋：“苽有理，只依样。丁豹卿赠予任渭长画葫芦，戏作，此并题。撝叔”；另一幅《寒梅朱竹图》也题有“任渭长死，吾谁与语。元卿属画小册”。《花开富贵》 立轴所题 “丁豹卿赠予任渭长画戏作此并题。撝叔”。由此可见，刘熙载与海派书画家的交往要比赵之谦频繁、密切、广泛得多。在仕途上，刘熙载是为而不求，赵之谦是求而难为。在近商方面，鲁迅指出海派书画家几乎都是近商的，而刘和赵两人却都是疏商的，但疏商的理由不同：赵是求仕而疏商，刘是既疏仕又疏商，而疏仕无疑是更近海派。(赵之谦影响海上画派的途径和方式，将另有拙作发表。)

　　虽然刘熙载以书学理论的身份名世书坛，但《上海美术志》似乎更看重刘熙载的书法家身份。在《书概》条目中写到：刘熙载“自小受到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熏陶，早年攻行楷书，晚年善模汉魏八分篆书，遂镕铸一体，变化奇古，并深谙书法理论”——一个“并”字便反映出对刘熙载作为书法家和作为书法理论家的地位。在《刘熙载》条目中对刘熙载的三种身份排序为“清代学者、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当记述刘氏的书法时更进一步写到“规模奇古，变化无端，书法造诣高，其中《书概》所论书法，有切身体会，平实出言，多有见解”。这两段论述都是明显地把刘熙载首先作为书法家来记叙的。这种顺序的排列绝非是因于记叙方式的便利和用词的习惯，主要是出于对刘熙载作为书法家身份的认同和肯定。笔者认为，无论刘熙载是作为书法家兼及书学理论家，还是书法理论家兼及书法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刘熙载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方面，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虽然古语有“善鉴者不书，善书者不鉴”之说，但古代书法理论家作为书法家的也不在少数，刘熙载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刘熙载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书法理论家，而且也具有非常丰富的书法艺术的实践经验，两者相得益彰，才使他的书学理论鞭辟入里，令人折服。刘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尽人皆知，而在海派书法史上却名不见经传。也许刘熙载确实无法列为海派书法的大家，但作为海派书法的名家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海派书法应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拥抱这一位杰出的子民。刘熙载对自己的书法的评价是：“我书世所讥，爱者颇寥历。只合悬孤山，秋风动虚壁。”笔者认为这只是一种自谦，犹如苏东坡所言“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一样。对此，我们完全不能当真。

　　最后，我想用刘熙载的诗句结束此文：“放言吾岂敢，所言是孤行。”这里有双重含义：其一，刘熙载的书学理论人所共知，而对于他的书法实践则知者甚少，尤其在海派书法的语境中，无论是书学理论还是书法实践，刘熙载都是一个“孤行”者。其二，笔者在此斗胆“放言”，也是写作本文的主要意图：在海上书坛中，刘熙载不该再“孤行”下去了。

　　(作者系书法研究者，原文注释未收录)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