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宣城市博物馆收藏的两件青铜鼎

　　王爱武  

　　2、素面盖鼎，形式古朴典雅，纹饰简洁单一。从造型上看，此鼎为覆盖扁圆体附耳矮足式，盖与器合成一个扁圆体，盖上有三个环形钮，附环形双耳，圜底下承三兽蹄足，腹部有凸棱。此种形制的铜鼎继承了战国时期三晋两周鼎的风格，经历西汉早期的发展变化，晋文化因素逐步消失，到了西汉中晚期与其它地区鼎的形制趋向一致，足瘦长，环耳流行，这是汉代中原系铜鼎特有的特征[④]。此类铜鼎在汉代墓葬中常有发现，它与江苏泗阳县贾家墩出土的铜鼎基本一致[⑤]，与1987年安徽广德独山西汉木椁墓出土的铜鼎[⑥]相比较，也有相似之处，只是广德出土的铜鼎体形深厚，腹部的凸棱更为突出，成为一道宽扁平沿。有研究者认为，自西汉中期开始，鼎作为炊器的本来面目得到恢复，为避免鼎下燃火时灰烬和烟尘跑入鼎内，腹部的凸棱逐步加宽而变成宽棱[⑦]。泗阳贾家墩出土的铜鼎年代为西汉晚期[⑧]，广德独山木椁墓的年代为西汉晚期，因而素面盖鼎可拟定为西汉中晚期的器物。

　　3、拣选出的青铜鼎有着较深厚的青铜文化背景。宣城地处长江下游的皖南地区，古属扬州，曾是最著名的铜矿开采冶炼中心，矿产资源丰富。早在西周时期境内就有了铜矿冶炼，《禹贡》称扬州“贡唯金三品”(即金、银、铜)。商周时期，宣城先称“荆蛮”，后分属吴、越、楚等国。这里的青铜文化，始于商代，到了西周时期，得中原青铜文化技艺之推进，并结合地方传统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青铜器[⑨]，夔龙纹鼎可认为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例。进入春秋以后，这一特色益发明显。战国时期，宣城所处皖南一带为楚国势力范围，这一时期墓葬所出土文物如陶器、漆器和铜器等，都有显著的楚文化风格。到了汉代，宣城为丹阳郡郡治所在地，西汉政府在这里设置了全国唯一的铜官，监管铜矿生产[⑩]。当时所产“丹阳铜”，盛极一时，在发展和促进汉代经济及文化的繁荣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随着汉代中央集权的形成和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的大一统，皖南的青铜器也完全融入中原文化之中。素面盖鼎为认识和研究这种发展变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从收购站或废品公司找出珍贵文物的事，在我国文物、博物馆界不乏其例。宣城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两件青铜鼎，有着显著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蕴含了较多的历史文化信息，从一个侧面见证了皖南青铜面貌，为认识研究宣城古代历史文化开辟了重要领域。

　　[①] 王士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②]张爱冰、陆勤毅：《繁昌汤家山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文物》2010年第12期，第52-60页。

　　[③]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④]吴小平：《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5年，第37页。

　　[⑤]淮阴市博物馆：《泗阳贾家墩一号墓清理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第59-67页。

　　[⑥]刘政：《广德县独山西汉木椁墓清理简报》，《文物研究》第11辑，1998年，第107-110页。

　　[⑦]吴小平：《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5年，第38页。

　　[⑧]吴小平：《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5年，第35页。

　　[⑨]宣城市博物馆编：《宣城博物馆文物集萃》，黄山书社，2012年，第28页。

　　[⑩]《汉书·地理志》：“丹阳郡，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属扬州。户十万七千五百四十一，口四十万五千一百七十。有铜官。”但设置铜官的具体时间不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