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超：不能让少数民族古籍成为天书

　　本报记者 李盈 金黔在线记者 吴蔚

　　问：研究和翻译少数民族文化古籍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少数民族创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古籍是我国各民族智慧和心血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贵州的彝文古籍、水族水书、东巴文等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一些香港学者还认为中国古彝文可以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而且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

　　问：提到贵州的民族文化，大多数人脑海里立马浮现的是绚丽的民族服饰、优美的民族歌曲以及欢快的民族节庆，民族文化古籍和它们有什么关联？

　　答：用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来讲，一个是“面子”，一个是“里子”。虽然不十分准确，但也可以简单的总结两者之间的关系，两者都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侗族的侗族大歌、布依族的八音坐唱、苗族的刺绣等等这些可以说是民族文化的“表象”，而民族文化古籍则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保住了民族文化古籍，就是保住了我省民族文化的底蕴和基础。

　　问：目前，我省民族文化古籍的保护和利用工作现状如何？

　　答：在城市化和商业潮流的冲击下，目前通晓少数民族古籍的老一代传承人数量日益减少，而对古籍感兴趣的年轻人也不多。生活压力大，整理工作也相对枯燥，从而造成了少数民族古籍翻译人才出现青黄不接的状况，很多少数民族古籍因此变成了无人能识的“天书”而失传。

　　我们贵州的民族文化传承人，如彝族的毕摩、水族的水书先生等都在日益的减少，很多古籍也在流失。

　　问：有什么办法缓解这一状况？

　　答：一是整合资源。我们的邻居云南省就善于整合资源，云南的楚雄州，他们整理出版80多部纳西东巴文文献，就是联合贵州、四川和一起来做的，如果仅靠他们一个州的人力资源，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二是加大投入。对于民族文化古籍的保护和利用，要加强认识，加大投入，希望政府将少数民族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工作经费列入常年财政支出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