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佛教造像：长安古韵 盛世佛光

　　赵青

　　佛教发端于印度，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古代长安地处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佛教及其造像艺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中枢。魏晋时期，道安、鸠摩罗什等名僧云集长安弘传佛教，长安成为北方佛教传播中心之一。

　　南北朝时期，长安佛教造像艺术得到了全面发展，北魏前期更多地借鉴了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风格，佛像以面颊丰腴、躯体壮实、着通肩大衣为特征；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教造像全面受汉文化的影响，以秀骨清相、褒衣博带的士大夫形象为主要特征。北魏末至北周末，佛像又转为丰颊方颐、体态壮硕，重新回到北方民族的审美标准上。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佛教造像艺术达到了鼎盛时期。隋和唐初期的造像在继承南北朝造像风格的基础上，向着追求变化、动感的方向发展，体现出过渡期的特色。

　　盛唐时期，佛教造像艺术进入了成熟期。这时期的佛造像比例准确，饱满富丽，写实传神，充满活力，菩萨造像出现了上身袒露、体态匀称、身姿婀娜的以凸显形体美为特色的新形象，天王、力士造像也是肌肉凸起，威武雄健。这些气韵生动、华美典雅造像，开创了长安佛教造像艺术的盛唐风格，进而波及到全国各地。北宋时期，政治、文化中心东移，从总体来说，长安地区佛教已不及前代兴盛，但陕北地区是与西夏和金人交战的军事要地，频仍的战乱使当地的民众寄望于佛教来祈求平安，因而在这里开窟造像之风大为盛行，留下诸多的佛教造像。

　　综上所述，以古代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地区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也留下了大量佛教文物遗存。陕西历史博物馆便收藏有佛教造像千余件，时代从北魏跨越至明清，材质包括金属、陶、木、石等，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展示了不同时期佛教艺术造像的风貌。本文特遴选几件具有时代特色的藏品加以赏介。

　　这十余尊造像，都是在陕西地区出土发现的，大致涵盖了佛教造像艺术从早期的吸收融合至成熟鼎盛的各个阶段，见证了佛教造像艺术从外来形式向中国本土化演变，继而形成符合中国人审美情趣的新的艺术风格的历程，同时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因而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石雕罗汉像

　　降龙罗汉一手握拳置于膝上，一手下垂拄地，双眉紧锁，表情威猛而庄重。方形座上雕塑一蛟龙翻浪而起，回首怒吼。整个雕像给人以咄咄逼人之感。

　　拊狻猊罗汉结跏趺座，头微侧，目视下方，表情含蓄沉静，身体左边立一狻猊。狻猊，又称狻麑、雏猊。《尔雅·释兽》解释：“狻麑，如虦猫，……食虎豹。”可此时的狻猊正抬起头来似乎在温顺地注视着尊者，罗汉的泰然自若与猛兽的驯良，二者和谐统一，显示出罗汉法力之大。

　　披风罗汉2件，皆深目高鼻，头蒙长巾，结跏趺坐于长方形的台基上。一位身着圆领袈裟，内着“僧袛支”，双手合抱，平放膝间，双目微合，似在禅定冥思。另一位身着通肩袈裟，身体微侧，注视前方，神情肃穆。陕北地区自古便是胡汉各民族杂居之地，这两尊罗汉的形像上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宋代，造像的宗教气氛已减弱，呈现出高度写实的风格。这种写实风格是以世俗的审美情趣来塑造佛像，以迎合世俗社会。在宋代各类佛教造像中，因罗汉像在造型上没有经典仪轨的严格限制，成为宋代写实艺术的主要表现题材。这四件石雕罗汉像雕刻手法极为洗练，线条流畅，人物塑造生动传神，是此类题材中的佳作。

来源：《文物天地》2015年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