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藏书印与欧洲的藏书票

　　沙森

　　藏书印是中国人发明并发扬光大的“文房雅玩”之一。始于东晋，滥觞于西汉，盛于唐、兴于宋。至明清两代图书日富，藏书日繁，更替日频。历来藏书家无不好古敏求，每得好书，把玩珍赏之余，多在自己的藏书上钤藏书印，相与流传，及至朱痕累累，藏者因此可以播名垂远，日后书亦身价百倍，使藏书印的艺术欣赏价值大大超越实用价值。藏书印一般钤在书前或书后，多钤在目录页或扉页的右下角，以示本人对此书曾有过收藏的历史，它的直接功用是易于分类和保管书籍。

　　中国传统的藏书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体现在其与中国文人“尚雅”的契合上。印章通过文字组合，在方寸之间以刀代笔，凝聚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藏书印则将中国文字书法美与字符义韵味结合，展现藏书者的人格抱负。

　　藏书印五花八门。从普通的名章，到书斋、堂名印、金石书画鉴藏印、抒情言志印，甚至类似遗嘱的垂诫子孙印，风骨尽显，真、草、篆、隶，各体皆精。

　　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中期的德国，迄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藏书票是一种带有藏书者名称和藏书标记的微型版画艺术品，通常在票面上印有拉丁文Ex-Libris，意为“我的藏书”，被人们誉为：“版画珍珠”“纸上宝石”“树上蝴蝶”“微型艺术”。

　　15世纪的欧洲，书籍都是在修道院或寺庙里由僧侣手抄的原稿。一本书的制作过程漫长而又艰辛。图书馆的建立是在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机之后，工程造价昂贵，在启蒙运动开始之前，只有教会和皇室成员拥有足够的财力支付如此高的制作成本，彼时，一座图书馆同样是显示自身价值和实力的最好体现。重要的手稿上都会贴有纹章式藏书票作为标记以防被盗。中世纪以来牧师、僧侣、神父、教主都是藏书票的拥有者，他们私人的宗教书籍和大量教会的馆藏书籍需要书票标号记录，从而代替早先的铁锁、链条，藏书票也自此开始在这一领域流传。

　　藏书的主人都希望把自己的名字标注在藏书上，因此，一枚藏书票制版可以印制出多枚复品。有着版画鼻祖之称的丢勒是最先开始制作藏书票的艺术家之一。他曾为朋友和资助者先后共印制了20多种藏书票。德国和瑞士的版画家在本国开创了藏书票制作的先河，自16世纪起他们先进的技术理念逐渐普及到了欧洲各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藏书票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年代。对于很多忠实的藏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把藏书票从书中揭下据为己有简直就是一种犯罪。这也是学者和普通收藏家的区别。但是，在那个时候很多不为人知的书被处理掉并加工成纸张再利用，大量粘贴在书里的藏书票被细心的藏家收藏整理。今天，它们中的大部分都陈列在大型图书馆和博物馆当中。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印制线装书使用宣纸，成书不易，藏书艰难，但钤藏书印易，借以表达珍爱之情。外国印书多用道林纸、铜版纸等，纸质光滑，不适于盖印，所以他们只能用藏书票，贴在书上。藏书印与藏书票的使用、流行，固然与中外书的材质不同有直接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情趣有关。

　　中国的汉字，本身具有结构之美、书法之美，篆刻藏书印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形式讲究章法，别具一格，自成艺术，耐人寻味。西方的文字就难以做到仅以字入印，形成变化万千的艺术效果，于是只能以图为主。欧洲早期藏书票爱用藏书家的族徽作图案。族徽是一种家庭世代相传的图案化的徽号，欧美的族徽多用“盾牌”为图案，这种文化传统是西方特有的习俗。

　　清末民初，藏书票传入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中国藏书票“关祖章藏书票”贴在1910年出版的《京张路工摄影》集中，画面为一古代书生在满室书卷中夜读的情景，具浓厚的书香之气和中国古典文化神韵，是一枚构思巧妙与藏书主题紧扣和契合的书票。图画工致精美，上方“关祖章藏书”五字，秀逸刚劲。同样的“关祖章藏书票”还出现在1913年出版的一本《图解法文百科辞典》中，为台湾出版人吴兴文发现并收藏。

　　及至今日，藏书票收藏在中国可说是蔚为大观，这大抵也算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明证吧。

　　《中国科学报》 (2015-01-02 第9版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