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家具的文人情趣：几案一具闲远之思

　　我们以袁中郎为例。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28岁的袁宏道被朝廷派到江苏吴县(县治在今天的苏州)当县令。当时的苏州地区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在那里做父母官，应该是一个美差。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袁宏道除了抱怨还是抱怨。“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同时得出结论，“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致沈广乘》)最终，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郎获准辞官。归隐后他在老家公安栽了许多株柳树，建起了“柳浪”居。这种强烈的隐逸思想，内在的驱动力是什么呢？追求快活。袁中郎有十分著名的“五快活论”，在这里不妨抄来：

　　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帐，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致龚惟长先生》)

　　在袁中郎的文字中，这种快活有时也失之于狭邪，但性情的流露，显得毫不忸怩作态，同时这表明，当时的隐逸并不完全是心中有块垒之气而使然，恰恰相反，生活舒适和生命张扬成为隐逸的一个目标，在美色、美声、美物、美味、美言中，达到心与物的和谐，人与社会、宇宙的和谐。明清时期的隐逸文化，是中国隐逸文化集大成者，但不再孤愤，而是一缕淡淡而美丽的伤感；不再清苦，而是一份富足的舒适；不再关切，而是在温暖的生活中表达一份冷淡。这一切，都通过对生活中一事一物的趣味表现出来。所以，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开宗明义：“世人所难得者唯趣”。他进一步论述道：

　　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然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余友陈正甫，深于趣者也，故所述《会心集》若干人，趣居其多。不然，虽介若伯夷，高若严光，不录也。噫！孰谓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壮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这种宣言式的趣味论，也正式标明，中国知识分子从“言志”时代开始转向“言趣”时代。这是美学史上重大的关节，已不复有黄钟大吕式的雄壮，这是一种失落，但这也是一种获得，精致细美的审美情致成为当时的主流风尚，生活中的任何细节，都成为审美对象，进行审美的加工。情有情趣，心有机趣，庄有理趣，谐有谐趣。对生活的诗化，成为隐逸文化中十分旖旎的一章。

　　了解明清社会文人生活的情趣，对理解明式家具有重要作用。且沿着这一思路，明式家具的特质也渐次清晰。

　　【待续】